習仲勛。（圖片來源：中國網）

　　陜西富平縣人。1926年5月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從事農民運動。1930年1月被派往楊虎城部警備騎兵第三旅開展兵運工作。1932年3月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后曾轉赴渭北、三原開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起任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陜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參與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

　　當中共陜西省委書記杜衡(后叛變)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南下渭(南)華(陰)失敗后，參與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1934年2月起任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陜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

　　參與領導軍隊反擊國民黨軍“圍剿”。1935年9月在錯誤的肅反中被關押，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中共中央直接過問下獲釋。1936年1月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參加西征，曾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9月調回關中任中共特委書記、游擊隊政委�？谷諔馉幈�發后，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軍分區和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委。

　　1942年7月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1943年2月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米(脂)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同年7月任陜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與司令員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爺臺山地區反擊國民黨軍進犯。抗日戰爭勝利后，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1947年起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協助彭德懷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繼又參與指揮隴東和三邊戰役。

　　同年7月再次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西北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

　　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9月任政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78年3月被選為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后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二政委。

　　同年12月被增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1979年任廣東省省長。1980年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補選為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8年4月被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習仲勛：帶領廣東在改革開放中殺出一條血路

　　(一)

　　1978年4月，一位兩鬢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進了廣州珠江江濱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廣東省委。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在長達十六年的下放勞動和被迫害、關押后，上個月剛恢復工作就被派到廣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黨費交給廣東省委辦公廳的黨組織。中央派習仲勛這樣一位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長達十年的重量級政治家來坐鎮廣東，用意極為深遠。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體的猜測，也讓廣東人面上有光，當時廣州的街談巷議也頗為有趣：嘩！好“大�！�！(廣州人對大人物的諧稱)廣東有得發達啦。歷史證明，中央把受極左錯誤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眾中很有聲望的領軍人物派到廣東這樣一個南方大省工作，是極有戰略眼光的點將。這是后來鄧小平斷然以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區的“預備動作”。

　　(二)

　　1979年，初春。習仲勛和楊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此時，習仲勛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剛來才一年，對廣東情況還未摸透，但形勢迫人，不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大轉折令他精神振奮，而且廣東全省上下求變求新的急切呼喚，更讓他倍感機不可失，以他敢于踏著歷史潮頭前行的個性，此時，他決心到風口浪尖“先行一步”。

　　京西賓館夜深人靜，習仲勛仍在伏案工作。明天是關系到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看著講稿反復斟酌，該講什么？怎么講？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內容講不到點子上，再有講話技巧也沒用，肚子里有好經真經，但念得不好或技巧不到位，有時也會適得其反。此刻，他決定：響鼓必用重錘。為了廣東的將來，他豁出去了。

　　第二天是4月8日，廣東果然一出手就氣勢不凡。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南組第一次發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廣東的想法與請求。他代表省委強烈要求中央給予廣東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請中央授權或放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鄰近港澳和沿海地區劃出一些區域專門對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資，利用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國際交流頻繁便捷的優勢，在“四化”中帶個頭，加快發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勛陳述了廣東獨特的發展優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中央的權力過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沒有權，辦事很難�！�

　　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問：“仲勛同志，你們廣東究竟想要什么權？”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習仲勛面對中央最高負責人，他感覺到了決定廣東命運的緊要關頭。盡管他提出的設想可能不合某些領導人的口味，但廣東已經沒有退路。

　　習仲勛終于將底牌拋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最后，他索性把話說痛快。他語出驚人地說出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边@種針對束縛生產力發展僵化體制的大膽“出格言詞”，別人都不會說、不敢說或者不能說，只有長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為廣東當家人的習仲勛敢說。他無所畏懼地坦蕩直言，令當時頭腦仍未轉過彎來的人們吃了一驚。

　　習仲勛趁熱打鐵繼續說：“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這樣廣東幾年就能搞上去。廣東是一個大省，等于周邊地區的一個甚至幾個國家呀，但現在省的地方機動權太小了，國家和中央部門統得過死，不利于國民經濟發展。我們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這樣做，對地方有利，對中央也有利呀�！�

　　習仲勛言之殷殷語之切切，一口氣把話說完，總算松快了許多，不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給中央領導的話端出去了，還用自己的“重錘”，擂了一通“響鼓”。

　　習仲勛知道，雖然鄧小平并未主持會議，但大家都認定他是主心骨，便按葉帥的指點求見小平。在種種不同聲音的爭議中，趁著會議下午間隙，小平不動聲色地接見了他，傾聽了他關于廣東先行一步、加快發展的設想。鄧小平先贊揚了習仲勛敢于創新的大膽想法：“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然后靜靜地聽，不停地抽著煙，插了幾句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東南沿海的改革開放，得先從廣東、福建搞起，廣東的改革開放，也得抓一個突破口，搞一個試驗場，放開手搞，萬一失敗了，也不要緊，就這么一塊小地方關系不大�！边@次談話中，小平還對習仲勛說了一番值得載入史冊的話：“過去陜甘寧邊區就叫特區嘛，你不是陜甘寧特委的代理書記嗎？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么樣？”接著他又說了一番名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三)

　　發生在廣東邊防的一場巨大災難，鞭策習仲勛迫不及待加快落實鄧小平創建深圳特區的決心——1979年5月6日，對于廣東深圳的邊防前哨，是一個夢魘般的日子——廣東各地和寶安城鄉突然有近十萬之眾聚集于此，形成數十條兇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昔日警備森嚴的邊境頃刻間人山人海，邊防軍人束手無策，向天鳴槍示警也沒有用，幾個哨位一下子被爭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

　　各級黨委和政府猝不及防，事前并未收到任何情報。但一個極其蠱惑人心的謠言在各地城鄉群眾中不脛而走，用心險惡的人向渴望溫飽的百姓們吹了個天大的肥皂泡：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于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邊防將在當日“大放河口”，容許大家自由進入香港。于是，成千上萬群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涌向邊境，在長達六公里的邊防和海防線正面，實施了“人海戰術”式的中間突破，來勢洶洶，實在駭人。倉皇中，離鄉背井的人們滿懷心事、一臉淚光，拖兒帶女步履踉蹌地越過邊界，任憑前來阻擋的邊防軍人和干部們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

　　翌日，1979年5月7日，長達二十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數百具尸體，喧鬧的邊境突然萬籟俱寂。

　　據深圳地方史記載：當時，盡管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著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僅萬豐村一個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一千二百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三百二十多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

　　1979年1至5月，廣東省發生的偷渡外逃高潮，官方估計人數高達十一萬九千多人，超過歷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發生數。出現了比當年陳郁任省長、曾生任廣州市長時數千人沖擊廣州廣九火車站更嚴重的態勢。而有人估計更高，出逃人數多達三十萬人。

　　習仲勛接報后緊急出動趕到深圳，此時越境大潮已經平伏，但仍可碰上三兩“散兵游勇”外逃香港。習仲勛馬上召集一些公社書記座談，直截了當地問他們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書記說不行，留不住。因為由于海岸線長，香港與內地人民生活相差過于懸殊。習仲勛知道：吳南生作過調查，深圳邊境線寶安這邊一個農民勞動日的工分收入約為七角錢，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幣，兩者差距懸殊竟達一百倍！到廣東工作只有一年的習仲勛馬上意識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廣東對偷渡是防不勝防，堵不勝堵的。盡管廣東邊防幾個縣的軍民一起布設了好幾道防線，每個縣都有一個領導人專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邊防線，勘察了現場，感觸更深：建國二十年來，搞閉關鎖國，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經濟瀕于崩潰，群眾生活困難，再不改弦更張，改善人民生活，外逃始終無法遏制，只會逃得更多。習仲勛認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治本還得靠發展生產力。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眾看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了，邊境就安定了，人員才不會外流。

　　面對嚴峻形勢，習仲勛先對縣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務，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帶，你們一定要齊心合力，進一步加強防線，以防大批人員外逃。外逃有傷國體，國際影響不好，而且直接影響農業生產�！�

　　(四)

　　外逃風終于剎住了。經此一役，習仲勛更堅定了加速特區建設，全面發展廣東的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決心，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專程到深圳，了解到當地干部對過境耕作在香港那邊的“飛地”心存疑慮，便對當時寶安縣和沙頭角鎮的干部說，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采沙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搞起來有利于發展生產，增加群眾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勵寶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绷曋賱诪榧涌焯貐^的創建，“殺出一條血路來”，殫精竭慮，熬白了頭發，在廣東、在全國都贏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在中南海與友人的一次談話中，他坦蕩地捫心自問：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本文節選自呂雷、趙洪所著的長篇紀實文學《國運—南方記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習仲勛情系祖居地 毛澤東贊其"比諸葛亮還厲害"

　　習仲勛生于1913年10月，13歲參加革命，15歲在獄中加入中國共產黨，21歲出任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創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在遴選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笔悄�，習仲勛32歲，任中組部副部長。

　　西北地區幅員遼闊，居住著漢、回、藏、維吾爾、蒙古等10多個民族，經濟落后，政治復雜，要當好這個地區的領導十分不易。習仲勛在西北局書記的位子上一干就是7年，且干得很好。特別是在爭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的歸順一事上，力排眾議，數擒數縱，終于促其投降，贏得了毛澤東的贊譽，當面夸他：“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2年，中央決定將各大局撤銷，調習仲勛、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進京，習仲勛出任中宣部部長。在習仲勛未被任命之前，毛澤東碰到了在中南海湖水中劃船的林默涵和胡喬木，一臉興奮地說道：“告訴你們一個消息，馬上給你們派一位新部長來。習仲勛到你們宣傳部來當部長。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1953年9月，習仲勛改任政務院秘書長。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一向對工作要求極為嚴格的周恩來，對習仲勛的工作也甚為滿意。

　　然而，功勛卓著的習仲勛仍未逃脫險惡之人的攻擊陷害。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硬說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白髡咧�所以敢這么寫，就因為幕后有個習仲勛”。自此習仲勛被審查、關押長達16年之久。

　　粉碎“四人幫”后，習仲勛于1978年12月至1980年11月，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到任不久，即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大膽地向中央領導同志提出了在廣東設立經濟特區的建議。這個建議，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他說：“當年的陜甘寧就是特區……你們要殺開一條血路�！�

　　1980年2月，中共中央為習仲勛平反。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調中央工作。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習仲勛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月起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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