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昊

　　 行賄方承認行賄，據稱的受賄方企業則接二連三宣布否定性自查結果，這就是目前美國CCI公司賄賂中國企業疑案的戲劇性場面。由于據稱的受賄方企業包括中石油、中海油、中國石油物資設備公司、東方電力、大唐電力等在業內舉足輕重的大型國企，查清此案真相對整頓中國市場秩序意義不可低估。

　　 這個案件籠罩著的疑云卻也揭示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或以前不為人們所重視的問題。比如行賄方當事人的道德風險問題。此案據稱的受賄方企業已經接二連三宣布否定性自查結果，這種自查性結果可能是受賄方企業內部企圖包庇，但也有可能是行賄方當事人以行賄為名從公司套取資金，然后私分，即使CCI的母公司IMI公司也確認有此可能。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深究如何推進懲治跨國商業賄賂的制度建設。毋庸諱言，要有效整治中國面臨的跨國腐敗問題，外資企業母國司法部門的合作又必不可少。因為外資跨國公司很容易將賄賂支出轉移到海外，而調查跨國公司母公司賬目又面臨眾多法律和政治障礙，經濟成本也非常高昂，東道國司法機構確實很難拿到對方行賄的確鑿證據。

　　 而作為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的母國，其司法機構獲取有關證據要便利得多。不少跨國公司在華腐敗案件之所以由美國等母國當局偵破，確有一定必然性，我們也不宜為此過度苛求我國紀檢監察部門和司法機構；問題關鍵在于，案件被別國司法機構揭露出來之后，我方有關部門是否及時采取行動跟進，而跟進行動首先就應該是要求對方公布我國涉案機構、腐敗官員和企業高管的身份和姓名，并為此建立機制化的信息交換渠道，同時向國內全盤公布。

　　 從這一點來看，此次CCI海外行賄名單公布是個進步。因為此前的案例，無論是2007年7月美國史尼澤鋼鐵公司前高級副總裁史昌吾向中國國有鋼鐵公司支付賄賂超20.5萬美元，還是2004年4月東窗事發的朗訊案件，美方都是公布了案情，但沒有公布中方涉案機構和人員姓名。

　　 我國在反商業賄賂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展，早在2007年6月，各省市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已制定防治商業賄賂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125件，《反不正當競爭法》、《建筑法》、《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審計法實施條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政府投資條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等一批法律法規要么正在修訂完善，要么正在制定，中國已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公約／條約。中紀委、監察部已與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監察機構建立了交流合作關系……徹底查清此案真相還有可能成為一個契機，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條款和落實，推進在中國與別國、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建立固定的反腐敗信息交換機制。

　　 此外，要有效打擊、消除商業賄賂，除了繼續抓好傳統的重點領域之外，還必須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不斷密切關注新的動向，提出新的打擊商業賄賂重點。而隨著民營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中地位的上升，民營企業內部的商業賄賂應當成為打擊的新對象。由于中國已經涌現出一批規模相當可觀的民營企業，企業內部治理環節增多，發生腐敗的幾率也正在迅速上升。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是依靠腐敗行為侵蝕國企轉化而來，先天不足決定了其企業文化很成問題。2007年8月上旬香港廉政公署“駿驥”行動一次就拘留27名小肥羊火鍋的關聯人員（包括員工和供應商）；納斯達克上市公司九城設備采購案件中被告人指控九城高管與其合謀瓜分代理商供貨利潤……此案中涉案中國國有企業引起了高度關注，涉案中國私營企業則全部匿名，這對于中國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