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浙江德清縣的莫干山，是為紀念春秋時期夫妻鑄劍匠師莫邪和干將而取名，素有清涼世界之稱。古往今來，引無數風流人物聚會。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界有兩次莫干山會，一次是赫赫有名的1984年“第一屆中青年經濟學家會議”；另一次，則是鮮為人知的1982年“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

　　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是由中國價格學會名義主辦，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薛暮橋、國家物價總局局長劉卓甫、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廖季立主持的。海外來賓是一行7人的考察團，有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曾任波蘭政府經濟(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的布魯斯；西德《東方經濟報告》編輯，曾任波蘭國家物價委員會主任 (1953-1968年)的斯特魯明斯基(JuliusStruminsky)；西德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曾協助前捷克副總理奧塔·錫克(1962-1968年)進行經濟改革的考斯塔(JiriKosta)；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格蘭尼克(DavidGranick)；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教育學院教授，曾在匈牙利外貿部工作的肯德(PeterKende)以及世界銀行(微博)東亞及太平洋局經濟專家林重庚及伍德。1981年3-4月奧塔·錫克應邀在北京、上海、蘇州三個城市做了七場學術報告，參加座談會，介紹捷克價格改革，在中國掀起了研究改革理論和實際措施的熱潮。還有一個直接結果是建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計劃價格是計劃經濟的支柱，建立一個專門的價格研究機構，足以顯示國務院領導的改革決心。受此鼓舞，邀請錫克來訪的劉國光向林重庚提議請世界銀行出面，再邀請一些既懂改革理論又有實際經驗的東歐經濟學家來華。林重庚在中國經濟改革早期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他在中國和世界經濟學界之間，起到了穿針引線、搭建橋梁的作用。

　　而此時，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內部材料，整理出一些人的言論，分四類：第一類堅持計劃經濟；第二類將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并列，第三類主張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分別實行計劃和市場調節，第四類主張商品經濟。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廖季立、林子力(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兼理論組組長)等為第四類。雖說走出了撥亂反正時期，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然而較之“撥亂世，反諸正”更為艱巨的，其實是撥思想之亂，反思想之正。維護計劃體制的勢力和主張市場取向的思想第一次被端出來，正面對峙。1982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印發了“奧塔·錫克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改革理論”，錫克被指“反社會主義分子”。于是，擬議中請外國專家來華不宜再大張旗鼓，但又不好取消，只得降低接待規格。

　　1982年5月4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以下簡稱“國家體改委”)，其職能之一是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也就是在成立當天，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和體改委受命組織的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討論開始了。薛暮橋作動員，談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條條和塊塊的關系。已經被貼了標簽的薛暮橋，在這樣的場合必須表態，是贊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他后來說：“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文件規定。”這樣的無奈纏繞他一生。這場討論延續了四個月，有300多位參加者，分成8個組，大小會開了70次之多。1982年9月是中共十二大召開的時間，此前，便是各種思想勢力角逐，以期影響和主導大政方針的時刻。8月，胡喬木批發了參加起草十二大報告的王忍之、袁木等五位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出：“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9月6日，劉國光在《人民日報》發表《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他寫道：“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范圍。”而十二大政治報告還是堅持 “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在市場的方向上沒有進展。劉國光也因為他的主張，受到有組織的批判，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會上做檢討。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原先打算由計委主辦的莫干山會議改以價格學會主辦，淡化官方色彩，并且交流活動的消息和內容，一律不見報，不公開發表。外國人也看出中國的氣候變了，開始議論中國可能要改變方向走回頭路了。

　　莫干山會議從7月11日開到16日。外國專家們的發言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比如：對蘇聯、東歐最近經濟體制發展情況的評述(布魯斯)；計劃與市場——在不用指令性計劃指標的情況下對經濟的控制(肯德)；東歐國家工業企業的決策權(格蘭尼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格形成問題(伍德)；蘇聯和匈牙利決定價格的經驗(斯特魯明斯基)；蘇聯和東歐在工資、獎勵和收入分配上的經驗(考斯塔)；國際上對中國體制改革問題的看法(林重庚)。林重庚的獨特視角引起了會議組織者的注意。他認為，雖然中國的經濟體制同蘇東國家十分相似，但是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非常大。中國的經濟信息系統比蘇東國家薄弱得多，不知道計劃是怎么做出來的，國外有的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中國不能算是“計劃經濟”。

　　談及改革可能產生的負作用，布魯斯說，世上并不存在一個十全十美的解決方案。本來預期要通過改革解決的問題，可能得不到解決，還會帶來新的問題，可能產生同目標不一致的負作用。專家們強烈建議中國采用“一攬子”改革方案。然而，從莫干山上下來，他們去上海、杭州、重慶考察一圈回到北京后，對中國的觀察和理解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看到中國這么窮，各地差距這么大，不能一攬子改革，要有總體規劃，有明確的改革目標，一步一步進行，先改必須改又能夠改的領域，逐步擴大改革范圍。

　　10份簡報記錄了每一場發言的要點，以及討論的專題，嚴肅有余。生動的面貌只在薛暮橋回憶錄中留下痕跡：“莫干山，有翠竹千頃，景色宜人，劍池飛瀑最為幽勝。我早起散步游劍池，曾賦詩抒情：幽谷飛瀑滌俗塵，林泉深處養勞神。文山會海無已付，不如偷閑理經綸。又：改革開放疑難多，中外賢哲共琢磨。莫道胸懷千頃竹。老馬豈能盡識途。”

　　1982年8月10日，薛暮橋、劉卓甫、廖季立向薄一波(國務委員，1908-2007)、杜星垣(國務院秘書長，1914-)和趙紫陽報送了 《關于布魯斯為首的經濟體制考察團來訪情況的報告》。此時，蘇東國家的改革動向是，由中央集權向分級分權發展；由國營經濟，到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經營方式；由計劃控制，到重視市場機制；由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轉向結合經濟手段。雙方的交流主要集中在這樣一些問題：所有制和經營方式、計劃和市場、價格、勞動、工資和獎金等。此外，他們對我國經濟改革提出了看法和建議，并約定，兩個月后，10月下旬，向中方提出一份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內部咨詢報告。8月15日薄一波批示：“問題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國實際情況，充分介紹了蘇聯、東歐國家體改經驗，可資對照研究。問題就在于更進一步總結我國體制改革的經驗，并能提出較佳方案。此件我還想再看看。閱后退我。”25日，萬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批示：“很有參考價值”。

　　我沒有看到兩個月后考察團的咨詢報告。也沒有找到任何相關的文獻，包括當事人的記錄。想必，它沒有發生足夠的影響。

　　1982年9月16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物價局等部門 《關于逐步放開小商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的報告》，決定對三類工業品中的160種小商品實行市場調節，由企業定價、隨行就市。從此，小商品價格逐步放開。而進入1983年，商品經濟論就被當作“精神污染”欲清除之。就是這樣，務虛和務實，時而并行、時而走岔、時而逆行。

　　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時，林重庚回顧說：“即便是后話，也很難評價與這些蘇東改革經濟學家的交流對中國領導人及經濟工作者們的影響有多大，對中國整體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更難以估量。”他認為在三個方面意義深遠：首先，他們引進了使用現代經濟學來分析斯大林體制弊病的方法；其次，無論是布魯斯的“有管理的市場模式”，還是錫克的“新經濟模式”，都有重大瑕疵；再次，中國需要找到自己的改革出路。無疑，莫干山會在思想上和所涉及的面，是廣泛而深刻的。然而它的影響有限，只上報給幾位領導，不僅后代所知甚少，同代也所知不多。它本可以開得更精彩，影響更大，但是不得不壓著嗓子說話。盡管如此，決不意味著它的歷史意義可以被忽略。因為歷史的際遇，很多有價值的人物事件常常是被遮蔽的。因此，書寫歷史的人，需要撥開迷霧，不僅記錄那些轟轟烈烈的，也記錄那些默默無聞的，不僅記錄那些被重視的，也記錄那些被忽略的。

　　回看浩繁的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爭論資料，摳字眼、摳概念，后人會覺得多么乏味、無聊和不解。那些1+1=2的常識，何至于耗費中國人這么多的才智和能量。然而，惟其如此，才凸顯了舊體制的禁錮、思想解放的不易和改革探索者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