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糧食國力

　　“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手中有糧，心里不慌”。糧食是全世界關注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國際上曾有人預言，中國的每一屆政府都無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當時中國人口是5.4億，人均糧食產量只有209公斤，離溫飽線很遠。

　　中國人民站立起來后，解決吃飯問題，就是天大的大事。

　　這個天大的大事，歷來就是中國古今棋局上的急所，是關系天下治亂、王朝興衰的“勝負手”。為了下好糧食生產這手大棋，新中國的締造者和建設者們殫精竭慮，當時能想的辦法都想了，能試的手段都試了，甚至付出過沉重代價。但是，中國的糧食關口，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一直沒有得到制度性、可持續性的成功突破。糧食，一直是改革開放前長期困擾我們的短缺經濟狀況中“拖后腿”的角色。“瓜菜代”、“糠菜半年糧”、“農忙時三餐、農閑時兩餐”，這些已經消逝的詞語，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農村人切膚的腸胃活動。“糧票”、“米票”、“面票”、“油票”、“蛋票”、“肉票”，等等，當代城市孩子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文物”，是他們父輩當年購買舉凡與糧食有關的一切主副食品的“命根子”。

　　一切都已經改變。一切都改變得如此翻天覆地。今天，從吃得飽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中國的糧食國力舉世公認。“谷賤傷農”、“豬賤傷農”、“奶賤傷農”、“蛋賤傷農”……不斷出現和變化的一系列“傷農”詞匯，折射出的是新時期新階段中國“三農”工作所遇到的新挑戰新難題。

　　這種掉頭式的歷史巨變，頭功仍要記到糧食的賬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和不斷完善，釋放了中國農民久被束縛的能量。自此，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潛力如火山噴發般奔涌，靠人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

　　不僅如此，“把包字請進城”。一個“包”字，也成為中國解放工業生產力，全面告別短缺經濟的急先鋒。

　　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糧穩則天下穩，糧安則天下安。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高速發展，既肇始于糧食生產從思想解放到制度突破上為中國各項改革“殺出了一條血路”，也在于糧食已經成為了當代中國高速發展、科學發展和未來偉大復興可以信賴的基石。

　　解決好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自毛澤東開始，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糧食安全的幾乎相同的表述，顯示的是政治家的遠見卓識，道出的是一個永遠不可或忘的真理：在中國，沒有糧食這一基礎國力，其他國力都是空中樓閣。

　　切勿輕言中國已經解決了糧食問題。在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糧食生產和供給不可能輕易地完全消除，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始終都會次第出現。在當前手中有糧的情況下再進一步，做到長遠手中有糧，為共和國的國力提供持久的基礎保障，依然任重道遠。□(文/楊桃源)

　　《瞭望》文章：糧食生產60年變遷

　　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實際情況，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違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唐敏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五谷者，萬民命，國之重寶”，糧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資料，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國國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也因此，國內外學術界和官方對糧食安全問題的討論從未間斷過。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間，中國糧食產量每年增長8%，成為世界上最大糧食生產國。其中，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了8000億斤，正是在這一年，中國政府向世界糧農組織宣布，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資源，中國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成就舉世矚目，時任農業部部長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獲得“世界食物獎”。

　　縱觀新中國60年的糧食歷程，幾起幾伏，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11318萬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52850萬噸，大幅度的增長背后，既有浮夸風帶來的慘重教訓，更有改革的成功經驗。

　　從1949年擔任上海市軍管會農林處處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到后來的農業部熱帶作物司司長、廣東農墾總局副局長，再到1978年開始擔任農林部副部長，1983年至1990年擔任農牧漁業部、農業部部長，何康一生獻身農業，倡導改革，推進農業開發、商品糧基地建設與農業科教推廣工作。

　　本刊記者特別采訪了已是86歲高齡的何康部長，聽他講述所親歷的新中國農業與糧食的變革。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功績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拉開了農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莊稼漢，甘冒坐牢殺頭的危險，立下保證書，按下鮮紅的指印，率先實行“大包干”。

　　在這一年的1月，何康從廣東農墾總局副局長調任農林部副部長。剛就任，他專程赴山東荷澤地區的縣、鄉、村直至農戶，進行調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資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擔任上海市軍管會農林處處長、華東區財委農林水利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副部長。他回憶當時，“百廢待興，首先面對的是糧食、副食品短缺，要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為了迅速恢復農業生產，何康到蘇北、山東、福建、江蘇、浙江等地，與各省農業部門協同工作，“當時社會各界人士均為恢復農業生產出錢出力，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申新紗廠老板榮毅仁專門拿出美金進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糧食產量”。

　　從全國來看，糧食生產在迅速恢復中，到195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1132億公斤達到了3855億公斤，人均占有糧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這是全國農業恢復與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

　　另一方面，從1953年全國開始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在耕地私有基礎上成立了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為保障糧食購銷供應工作，這一年開始實行糧食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糧食在政府的集中統一控制下實行計劃調撥供應；兩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糧票制度，憑票供應糧食。

　　1957年全國基本實現了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轉化。接著，1958年全面實現了公社化。在這一制度下，農民剛剛分到的土地、耕牛、大農具全部收歸公有。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農業六十條”，規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

　　也是在這一年，國家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將糧食產量指標從5000億斤提高到7000億斤，并提出農業要“以糧為綱”。

　　這一時期，受“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影響，糧食生產效率低下，糧食產量下降，加上自然災害，全國糧食供求關系緊張。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六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始終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重要和緊張的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何康說。

　　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總理、李先念副總理的辦公桌上，從1961年起我國開始由糧食凈出口國變為糧食凈進口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歷史背景下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

　　回憶當年，何康仍然記得1966年12月，周恩來總理特邀他和廣東農墾領導干部到中南海去談工作、留他們吃飯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幾樣，可樣樣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雜糧做的。

　　一面是“放高產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畝產量層層拔高；一面實際上是生產力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嚴重破壞，“直到中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糧食生產才出現歷史性的轉機”，何康說。

　　但在當時，即使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反對包產到戶的聲音仍然很強烈。三中全會的文件中，對包產到戶仍然是“不許”，只同意實行“包產到組，超產獎勵，專業承包，超額獎勵”，有相當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堅持集體化的觀念，當時各省領導之間展開了“陽關道”與“獨木橋”的爭論。

　　“豈止爭論”，何康回憶說，“有的同志擔心包產到戶會造成‘革命幾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實，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來獲取收益，解放之后農民是按勞動來分配收益，本質是不一樣的。”

　　“包產到戶”全稱是“集體土地承包到戶后實行聯系產量計付報酬的生產責任制”，簡稱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的是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何康解釋說，“生產隊以工分計算勞動所得，但在記工分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牽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種關系，難以做到公平。所以，當時擔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了國家和集體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責任制，后是聯產承包，交夠了國家的，滿足了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樣就“理順了生產關系，明確了多勞多產多得，穩固了糧食生產”，何康說。

　　“從吃大鍋飯到大包干的實踐，有一個原則值得謹記，就是一定要把生產勞動與其所生產的成果聯系起來，多勞多得”。何康指出，“還有就是要分清責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話，肉爛在鍋里，好壞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聯產承包之后，又帶來了如何保證多勞多得的問題，所以實行了超購加價政策，這樣農民才愿意多下農本，多增產，多增收，這一點農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開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見，當時的爭論實質是包產到戶究竟是姓社(會主義)還是姓資(本主義)的問題。何康表示，“‘包產到戶’并沒有改變集體組織仍作為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經營主體地位，沒有改變耕地等基本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只是改進了分配的原則與辦法，但它比以往的統一勞動、評工計分更能體現按勞付酬、多勞多得的原則。”

　　為了平息爭論，更為了穩定當時的農村和農業政策，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臺一個關于農村與農業改革的戰略性文件，即5個一號文件，不斷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同時還說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1983年《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1984年《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強調要繼續穩定和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規定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在15年以上，生產周期長的和開發性的項目，承包期應當更長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了8000億斤(4億噸)，比1978年高出2000億斤，何康在這一年的世界糧農組織大會上，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在這之后的1985年《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取消了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采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

　　第五個一號文件是《關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強調了要進一步擺正農業的基礎地位，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

　　糧食生產必須符合客觀實際規律

　　在大躍進的年月，作為司長的何康到全國各地調查。在天津，一位當地領導告訴他，埋了一頭死豬在小麥地里做肥料，以增加產量放衛星。“也不管會不會把根嘔爛，”何康至今記憶猶深，“不掌握科學規律，認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當時的觀念沒有轉過來，把什么都用到極限，肥料100斤不夠，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對我來說，這成為非常好的反面試驗教材，終生受用，‘行事有變，物極必反’，做什么都不能無所不用其極”，何康說。

　　“物質生產不是人有多大膽，地就能有多大產，主觀、唯心是不行的。大躍進中不講科學的做法，浮夸風在糧食問題上的教訓太深刻了”，何康表示，“當領導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客觀規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實際情況，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違。”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養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憶當時，“必須實事求是，首先必須摸清家底。中國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稅時越說越小，要補貼時又會越報越大；有的地方是上報與實際兩本賬。我建議開展全國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工作，特別是要摸清耕地的數量與質量家底，當時農委主任萬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數量，二要分清質量，將全國的耕地按質量分等劃級；另外，還有水、可墾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氣候等資源的情況，全國不同區域有不同的特點”，何康說。

　　1979年7月，召開了全國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工作會。在會上，何康引用大量數據，著重說明再不能滿足于“地大物博”那個籠統的概念。要發展農業，首先必須摸清家底，掌握全國土地、氣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資源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基本情況，區劃不同類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安排措施指導生產。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資源情況，才能揚長避短，發揮優勢，有針對性地、分層次地進行農業區劃，建立商品糧、棉等基地，培養相應的人才。

　　會后，成立了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何康兼副主任。歷屆農業區劃委員會主任有王任重、萬里、宋平、陳俊生等。這項工作集合了國家各個部門的力量，最后幾乎覆蓋了全國大部分的縣，歷時二十余年，一直延續至今。

　　“要保證糧食生產，另一關鍵是農田基本建設，通過平整土地，我們測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說，“而且中國的耕地真正能旱澇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設對中國農業生產至關重要。”

　　中國農業自古以來主要是靠天吃飯，自然災害頻繁。“國家興修大型水利設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因為胡佛壩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綠洲。像我國的南疆地區，有很多高山雪水，應通過興修水庫，發展農業。”

　　從1970年代初期起，為機械化耕作做準備，全國進行了著眼于建設大田大地的農田基本建設。在“農業學大寨”的背景下，全國更掀起了一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鹽堿地、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客觀來看，取得了重要成績。

　　時至今日，何康回憶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學習的，但農業生產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而是科學問題。1978年中美開展農業交流，我特別請郭鳳蓮參加了赴美的中國農業代表團，看看美國的農業是什么樣的。”

　　糧食安全要靠科學技術

　　“就中國的資源條件看，糧食安全要靠科學技術”，與他擔任農業部長時曾經指出的“提高糧食單產，保障糧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科技來解決”一樣，對今天的糧食生產，何康依然強調科學。

　　1978年3月28日，時任農林部副部長的何康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言說：“只有把農業學大寨、農業機械化和科學種田緊密結合起來，盡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促進中國農業高速度發展。”積極推進農業科技正是何康獲得“世界食物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種子技術。在中國的糧食增產中，優良品種起著重要的作用。1973年，袁隆平正式宣布“三系法”雜交水稻誕生，拉開了中國水稻大增產的序幕，平均畝產增加20%，每年增產的稻谷可以多養活5000萬人；創造了夏玉米單產世界紀錄的李登海，也是這個時期開始進行雜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種良法的影響下，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了顯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與1957年相比，產量由每畝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產了72.4%。

　　上世紀60年代以來，由于遺傳學、有機化學、礦質營養學說、水循環理論、自動控制理論的發展，催生了種子、化肥、農藥、灌溉、機械五大技術在農業領域的廣泛應用，“在耕地面積并沒有擴大反而有所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產量大幅增長，足以證明科技對糧食生產的決定性作用”，何康說。

　　“從長期的和戰略的角度看，確保我國的糧食產量，保證我國糧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斷推進農業的科技進步”，何康回憶當時，“中國1976-1985年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要求到198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4億噸，就是說，每年平均增產要近1500萬噸，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產量翻一番還多”，實現十年規劃的指標，任務是艱巨的，“為了促進農業大幅度增產，必須大力開展農業科學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國科學大會上，何康明確提出了具體舉措：在全國進行氣候、土地、水利、生物資源的綜合調查研究，為開墾荒地和建設農、林、牧、副、漁基地提出最適宜的區劃方案；建立農業現代化綜合科學實驗基地，集中應用最新的科學成就；在鹽堿、紅黃壤、水土流失、風沙干旱地區，建立綜合治理低產田的樣板；建立現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種資源庫，加強品種資源搜集、鑒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種子公司，承擔良種繁殖和推廣任務；加強對生物遺傳、生態、生長發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論和方法的研究。

　　為了加強全國性的農業科研工作，這次大會決定將現有的中國農林科學院重新分成農業科學院和林業科學研究院，并籌建水產科學研究設計院。同時提出要辦好縣、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四級農業科研網，廣泛開展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

　　“解決農業問題，科學是關鍵，教育是基礎”，自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委員起，何康即著手恢復與調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亂的農業科研院所與高等農業院校，把被拆散、撤銷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學基本條件不能開展工作的機構，想方設法遷回原址或城市郊區，并在財力、物力及爭取世界銀行貸款和國際資助上，支持農業教育和科研機構以及農業技術推廣網絡的建設。

　　為了提高各級農業行政領導、干部的政策和業務水平，何康倡導在農業部直接領導的7個重點農學院，開辦縣級農業領導干部培訓班。進而，又在北京開辦包括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副省長參加的農業高級干部訓練班，聘請第一流的教授講課，何康帶頭聽課，并主講《農業現代化》課程。

　　“科研成果的轉化也非常重要。例如當時全國有中低產田五六億畝，各有原因，需要對癥下藥。如土質問題，太黏的，就需要摻沙，還有土壤改良、測土施肥等。”何康發動廣大科技人員，有計劃、分步驟對諸如南方紅壤土的改良、北方黃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黃淮海平原旱澇鹽堿的綜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設與改造、水產養殖乃至農村沼氣的開發利用等開展工作。

　　盡管農業科技對我國農業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從橫向比較來看，仍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還不高，農業科技貢獻率只有40%左右，而發達國家達到60%～80%；農業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體制不順、效率不高等。進一步來看，存在著科研、推廣、生產三環節相互脫節，一方面農業科研不能按照生產的實際需要進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廣價值；另一方面生產中的一些實際的急需要解決的問題得不到研究。

　　“關鍵是我們對農業尤其是農業科技的投入還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獲“世界食物獎”之后，何康以20萬美元的獎金為本金，設立了何康農業教育助學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開展農業國際交流，為培養農業現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

　　1980年代的糧食

　　“賣難”、“存難”、“運難”

　　隨著農村改革的成功，連續幾年農業生產獲得了大豐收，糧食大幅度增產，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幾個產糧省反映，國家糧食收購單位多收購了600多億斤糧食，而農民手上還存有400多億斤糧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糧正在陸續登場，一些地方的糧食卻已經“多得沒有地方放”，糧庫暴滿，農村集市上糧價迅速下跌。

　　糧食“賣難”、“存難”、“運難”的情況突出，谷賤傷農，已經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這一年9月，萬里召集田紀云、杜潤生、劉毅和我及相關人員進行了研究”，何康回憶。

　　會上分析，改革以來，我國農業全面增產，主要農產品供應緊缺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改善。糧食生產，其總產已經從改革前的6000億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億斤水平(1984年)，六年間增產2000多億斤；而我國從1949年到1957年增產2000億斤糧食水平，用了八年時間；從1958年到1978年再增產2000億斤糧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應該說，改革以來糧食增產的速度較快，成績很大。

　　但大家都認為，“總的說來，我國糧食生產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糧食占有量較低，所以糧食過剩，是一種低水平的過剩，糧食并沒有真正過多。這種糧食“賣難”、“存難”、“運難”的情況表明，農村建立生產責任制后，農村流通的改革滯后，導致農業生產發生了種種不協調的現象，特別是其中的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過去雖然曾經起了保證供給的作用，但現在它已不適應農村新的情況”，何康說。

　　這直接導致了這一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研究議題，即進一步改革農村流通體制的問題。會議明確在國家指導下擴大市場調節，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從1985年起，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生豬、水產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購，自由上市交易，隨行就市，按質論價。其他統派購農產品，也分品種、分地區逐步放開。這一在農村建立市場機制的大膽嘗試，鄧小平評價說在改革上“邁出了相當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來的1985到1988年，由于糧食連年減產，供需矛盾比較突出，國家平價糧食收支缺口擴大，購銷價格倒掛拉大，國家用于糧油方面的補貼越來越多，這些不僅使國家財政難以承受，也給糧食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

　　“當時的情況是糧食流通體制不改革，糧食工作就沒有出路”，何康說。

　　到1989年，糧食實現了增產，1990年又獲豐收，市場糧源充足，牌市差價縮小，國家糧食庫存增加。在這一年11月召開的全國糧食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指出，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積極而又穩妥地把流通體制改革及時引向深入。

　　對糧食的管理，當時強調的是既不能回到統購統銷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實行自由購銷，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觀調控機制，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場，搞活流通，做到有“統”有“放”，“放”“管”結合。

　　這開啟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進一步的改革，則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絕不能輕言解決了糧食問題

　　1982-1991年十年間，我國農業糧食產量每年增長8%，成為世界上最大糧食生產國。中國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資源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作為農業部部長的何康繼1986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之后，1993年獲得了“世界食物獎”，該獎是國際糧食領域最高的榮譽，授予“為人類提供營養豐富、數量充足的糧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

　　“因為諾貝爾獎里沒有農業獎，所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美國農學家諾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設立了此獎。”何康介紹。

　　在何康獲得“世界食物獎”之后2年，即1995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學者萊斯特布朗撰寫了一部書，書名是《誰來養活中國》。在書中，布朗預測中國糧食在未來30年內將出現全局性短缺，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對于糧食的需求。布朗的這一中國糧食危機論在當時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和學界的熱烈討論。

　　“其實，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國外就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不可能完全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到2000年每年必須進口5000萬～1億噸糧食”，何康回憶，“得出這一結論，他們有四個認識基點，一是中國農業的物質制約十分嚴重，投入不可能有顯著增加；二是糧食價格扭曲，糧食市場壁壘不利于發展糧食生產；三是購銷價格倒掛，補了消費，沒有補生產，生產資金不足；四是中國不僅面臨口糧問題，還面臨飼料問題，不可能以肉代糧。”

　　“他們還認為，看中國糧食發展趨勢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為參考，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為參考”，何康認為這些意見值得我們研究，“但應該看到，制約糧食生產的因素不是不可改變的。增加農業投入，改革糧食購銷體制和價格政策，雖然有一定的難度，但經過努力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何康指出：“雖然中央確立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又是基礎的基礎’的戰略思想，通過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濟政策，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業投入，確保糧食生產，但關鍵是要落到實處，領導重視，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強基礎建設。”

　　何康回憶，“以1988年糧食減產來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災害較重、種糧利益比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1985-1989年農業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視和減少農業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從農村改革一開始就存在，只不過是靠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靠著幾十年農業基本建設的老本，問題暴露得還不明顯。另外，農業投入有滯后效應，1985年糧食大減產之后，連續幾年徘徊，除了價格因素外，投入的連續下降，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沒有提高，不能不說是一個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農業資金投入不足，導致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沒有增加，農業生產條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直接影響到糧食產量。”

　　“從今天來看，對糧食生產來說，依然是政策、物質與資金投入、科學技術都不可少，”何康說。

　　“而且，從中國的資源與人口現狀來看，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輕言解決了糧食問題。1990年我們提出到2000年糧食要達到5億噸，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是不高的，按當時預計的12.5億人口計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當前來看，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從世界范圍比較，高于平均水平，但與歐美國家相比還較低，我們沒有理由輕言解決了糧食問題”，何康指出。

　　采訪結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獎”時的發言，其中一段是：“未來屬于敢于夢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條件對我們都是有利的，我們正處于新興科技的前沿，我們享有穩定和經濟增長，我們有決心為我們的子孫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攜起手來，把饑餓從全世界的詞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記者表示，他下個月要到位于甘肅、寧夏、陜西三省交界的甘肅省慶陽地區參加農耕節，這里曾經是農業始祖神農氏的故鄉，但現在仍屬全國貧困地區。他衷心希望通過這一盛大節日的推動，可以有助于慶陽和全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人民安康。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