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就業要出新招

　　田夫

　　最近多省市下調工資指導線，且幅度不小，引起一些學者和專家的反彈。應該承認，現在美國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恐慌，雖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可是經濟回暖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再調低工資指導線，頗值得審視。專家和學者對這種“調低”有異議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各個省市下調工資指導線，也有著自己的充分理由，這就是無論怎樣說，這樣做是為了“增加就業”，也可以“增加就業”。有誰可以否認增加就業是合理的？

　　可是，下調工資指導線是否就可以增加就業機會？未必如此。在市場經濟社會，實際上任何人都可能會遭遇失業或找不到工作的尷尬。可是失業或找不到工作，只是暫時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如果人們不考慮工作是否適合，而是隨便什么工作做一份即可，則失業問題就不存在。例如大學生，他們找不到工作實際上并不是就業機會總量短缺造成的—經過十年寒窗，大學生需要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而且現在讀大學又不是免費的，投資了就要有回報，所以大學生也必須找一份回報率適合的工作。如果大學生無論什么工作都接受，則大學生就業問題也就不復存在了。

　　研究表明，雖然大學生在畢業時不能全部找到適合的工作（全世界的大學生在畢業時的就業率都在70%左右），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生就業率就會不斷提高—在大學生畢業之后26周，就可以達到85%以上，而在畢業52周之后更可以達到99%以上。所以實際上大學生也都可以找到工作。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解決他們找到適合的工作之前的問題，因為找不到工作他們一般是沒有收入的，而且只能領取低保，而不能領取失業救濟金。

　　或許會有人說，對大學生沒有意義，可是對一般的失業者是有意義的。不過事實也不是如此。西方社會最近40年的失業統計表明：平均而言，每個人的失業次數為7.2次，但是失業者平均13周之后就可以重新就業，失業時間占整個職業生涯的累積時間，平均只有4.2%。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顯然說明了失業并不是終身的，而是暫時的和短期的；說明了失業并不是就業機會短缺造成的，否則失業者就不可能會重新就業，尤其是在短期內重新就業。為什么失業者重新就業平均需要13周？關鍵也在于失業者也不是隨便什么工作都要的，他們也需要適合自己的工作，而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個過程。可見，下調工資指導線，對于解決失業問題，實際上意義不大。

　　由此可見，要解決失業問題，應該有新的思路，應該著重于盡快盡好地幫助人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僅依靠降低工資來創造就業機會。制造一些低收入的工作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的。

　　作者系旅澳華人學者

　　“指導線”逼工會改革

　　王曉林

　　近日，全國各城市勞動主管部門紛紛出面強調，將下調最低工資指導線。如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明示，允許工資增長的基準線下限出現零或者負增長。

　　我們需要明確，工資指導線與最低工資保障兩者并不能劃等號，與后者的廣覆蓋、低保障、強制性等特點不同，工資指導線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性，而且離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真實收入最近，因為，其最重要的實踐意義是為工資集體協商提供了參考依據。

　　所以，將工資指導線調低的話題引向對福利下降的憂慮或者企業外部環境的惡劣，多少偏離問題的真正實質，只有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存在并且順暢執行的前提下，討論工資指導線才有實際意義，否則只是無的放矢。

　　依2008年1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工資集體協商的核心概念就是形成通過代表職工利益的工會與企業進行工資談判的制度，全國總工會最終希望能夠參照發達國家經驗，建立有話語權的區域性、行業性的工會組織來擔負起談判的責任。

　　但夢想總是很難照進現實，據全總副主席張鳴起向媒體透露，截至2008年9月，全國僅簽訂行業性工資集體合同8419份，覆蓋職工不過區區390萬人。與中國龐大的企業職工數相比，這樣的比例幾可忽略不計。

　　職工對集體工資協商缺乏動力的原因，本質是長期以來資強勞弱格局的產物。正是在這種格局下，企業職工的工資收入長期處于低水平，而職工即便看到了這個事實，對增加工資（除了最低工資調整）也基本上不存奢望，缺乏工資協商的意識。

　　從工會的產生及其作用分析，我國的工會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而非工人自主組織的產物，從其產生的根源看似促進勞動關系和諧，從其作用看基本近乎福利組織而非職工利益的維護組織，因此工會自然不便過多啟發職工跟資方進行工資協商的意識。如此長期下來，企業不是通過搏弈，而是單方面確定工資分配終于成為今天企業定薪最普遍的現象。

　　所以，對最低工資指導線展開的討論最終的指向應是在企業薪酬制定過程中，工會的角色新定義，期盼此番討論能使默默前行的工會改革得到更多支持，畢竟工會的缺位，最終極有可能導致局勢的失控，兩敗俱傷，通鋼事件即為典型個案。

　　作者系本報評論員

　　怎樣讓窮人不絕望

　　西域

　　據悉，在今年上半年公布工資指導線的省市中，除天津保持持平外，無一例外都進行了下調。其中，廣東在公布的文件中首次出現“工資增長下線為零或負增長”字樣。“下調工資指導線”成為時下熱議話題。

　　社會的恐慌在于：下調工資指導線會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不穩定因素。筆者以為，這句話只說對了半句。

　　首先，當下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非常大了，而下調工資指導線影響的不過是那一部分靠“死工資”吃飯的社會低收入者。這些人怎么可能撼動已經非常牢固的社會財富分配格局呢？

　　故筆者以為，下調工資指導線會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的說法是庸人自擾。

　　真正的問題在于：窮人最后希望的破滅。

　　何以這樣說？如果你愿意去和一些社會低收入者交流，你會發現，他們可能不會去關心世博會、迪斯尼，但卻對菜市場上雞蛋魚肉的漲價津津樂道，除此之外，就是每年能加多少工資，哪怕多了幾十塊都要互相攀比。

　　這就是他們的希望。哪怕這幾十塊并不能真正改變生活，但卻是生活的盼頭，足以讓他們有尊嚴感。

　　如今，工資指導線下調，有的甚至可能不升反降，對這群人是信心的打擊，帶著這樣的心情參加工作，投入社會生活，很難說是否會產生社會不和諧音。而社會不和諧又恰是社會不穩定的誘因。

　　的確，正如有的政府部門解釋說：下調工資指導線不等于真的降薪。筆者相信這種說辭，畢竟低收入者這些已經少得可憐的工資實在沒有了下調的空間。

　　作者系媒體從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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