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米
2002年,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暢銷書,名字就叫《商業間諜潛伏在你身邊》。
如今看來,一語成讖。今年7月,一樁牽扯鐵礦石談判甚至中澳兩國經貿關系的“力拓間諜案”,使鐵礦石和鋼鐵行業的那點事兒,與“商業間諜”這個名詞一起成為了熱議的話題。
霎時間,鋼鐵行業的老總們開始變得異常謹慎,其他行業也似乎被傳染,“企業秘密”甚至“國家秘密”成了大家掛在嘴邊的常用語。
諜影重重,并非夸張。此前,企業家們往往關注更多的是“合作”,對“合作”的渴望大大超過了對“競爭”的認知。
現在的情況下,當法律對竊取商業秘密或者更多的不正當競爭手段界定模糊、懲罰不嚴時,企業內部嚴格的規范和對商業倫理的堅持,就顯得更加重要。
以德養生、以德養心、以義止利的中國傳統經商文化,也許能成為修復破損的商業倫理、實現更多良性競爭的權宜之計。
力拓諜影
今年7月5日,力拓鐵礦石中國業務總經理胡士泰和力拓的三名鐵礦石銷售人員劉才魁、葛民強、王勇,被上海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
4天后,上海國家安全局公布了刑拘理由:在中外進出口鐵礦石談判期間,胡士泰等四人采取不正當手段,通過拉攏收買中國鋼鐵生產單位內部人員,刺探竊取了中國國家秘密,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同一天,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表示,中國有關部門是在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基礎上對胡士泰等人依法采取行動的,并稱這是一起獨立的司法個案。
雖然到目前為止,國家有關部門還沒有公布胡士泰的具體“竊密”證據,但據有關媒體報道,在胡士泰的個人電腦里,國安人員發現了數十家與力拓簽有長協合同的中國鋼鐵企業資料,涉及企業詳細的采購計劃、原料庫存的周轉天數、煉鋼配比、生產安排、進口礦的平均成本、毛利率、生鐵的單位消耗等數據,還有一些大型鋼企每月的鋼鐵產量和銷售情況,甚至還有中方鐵礦石談判組的內部會議紀要。
通過以上信息,就可以推算出中方對鐵礦石的需求量和依存度,從而在談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一位國外礦山企業的中國區高層就曾對記者坦陳,“雖然中國對全國的鋼鐵產量和鐵礦石需求有公開的預計,但我們有我們自己掌握的資料,也只相信我們自己獲得的數據和信息,作出我們自己的判斷!
據記者了解,被礦山企業中國區或者代表處招聘的工作人員,除了負責銷售的占多數外,數量最多的就是市場分析人員。他們平時的工作主要就是到公司的客戶——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鋼鐵企業拜訪、交流信息,然后將這些信息寫成報告。
“我們的工作內容與證券公司的分析師差不多,沒幾天就會選擇一家鋼廠去參觀,鋼廠的生產狀況、生產線的開工情況、生產成本,以及下月的排產計劃都是我們關注的內容,這些數據有時候在參觀鋼廠的時候就可以了解到,但也有的鋼廠人士比較謹慎,打聽這些消息要在吃飯喝酒聊天的時候,往往酒足飯飽之后,采購量和價格什么的就統統都說了!币患业V山企業中國區市場分析人士告訴記者。
上述人士透露,在中國要獲得類似的公司信息,并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可以說是用最小的代價就可以打聽到最有價值的信息,這樣的方式也就不會觸犯法律,久而久之雙方都會認為“探討”消息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靠吃頓飯就可以拿到,平時礦山企業和鋼鐵企業的“感情溝通”也非常緊密,很多礦山企業逢年過節都會對鋼廠的相關人員進行必要的“打點”。而每年的鐵礦石年度價格談判前,三大礦業也都會針對不同鋼廠采取“一對一”的專人負責模式,以拓展人脈和搜集信息。
長期跟蹤鋼鐵礦山行業背景的梅塔科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總裁許中波告訴記者,我國的鋼鐵企業目前還是粗放型管理,企業人員對企業信息或者商業秘密并不敏感,再加上很多鋼鐵企業尤其是國有鋼鐵企業考慮長遠利益比較少,這樣就很容易被利用,成為對方打探消息的工具。“而這在日本等國外鋼鐵企業中是很難的!
首鋼國際貿易工程公司總經理助理、礦業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譚以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胡士泰被拘2天后,譚以新就被北京警方從辦公室帶走,原因是涉嫌商業犯罪。譚以新與胡士泰私交很好,而首鋼每年的礦石進口量和礦石價格,皆通過譚以新所在的首鋼國際來執行。
而在譚以新被拘留后,很多業內人士都認為,國內鋼鐵業中像譚以新一樣的“潛伏者”,遠不止一個。
隨著事件發展的繼續擴散,多家鋼企高管和員工如“多米諾骨牌”般卷入調查,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施行的商業賄賂,以及中國經濟信息和企業商業秘密的極度不安全,也引起了更多國人的關注——原來“潛伏”大戲就發生在你我身邊,泄密也不再是大人物才能干的事情,也許就是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個自認為無關緊要的數據,都可能泄露了商業秘密,甚至是國家秘密。
不正當競爭“各顯神通”
事實上,力拓事件引發的“間諜案”并不是特例,據有關調查統計,全球前1000強的大公司里,平均每年發生2.54起商業間諜事件,損失總數高達上千億美元,相當于一個中等強國一年的GDP總和。
比如美國的各大公司,就曾頻頻遭遇“間諜門”,雖然美國已經擁有了《反商業(經濟)間諜法》的約束。
2000年,軟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拉里·埃里森曾公開承認,該公司確實存在對微軟長達一年的“間諜行為”。公司曾派私人偵探去翻過競爭技術協會的垃圾桶,搜索微軟向該協會行賄的證據,因為當時微軟公司正面對壟斷指控。
一年之后,寶潔公司又對甲骨文公司的行為進行了復制甚至是升華,他們聘用專業人員扮成清潔工人進入聯合利華內部,收集和整理從聯合利華公司芝加哥分公司新產品辦公處拋棄的辦公室垃圾,從中得到了數十份關于洗發和護發產品的文件。這一收集情報的行動進行了6個月后,才引起了聯合利華公司的警覺。
不過,甲骨文和寶潔兩家公司當時都不認為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也不為這些行動感到遺憾。
而據美國《商業周刊》報道,美國的大型企業每年都要花100多萬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報。而美國商用情報顧問公司Fuld & Co主席富爾德說,90%的美國大型企業會聘請專人從事商業間諜工作,這些人多是大學畢業生,在校選修過有關競爭性情報課程。所謂競爭情報,是指用合乎職業倫理的方式收集、分析和傳播有關競爭者的情報。
雖然在上述案例中,很少有當事人承認違反了法律,但毫無疑問,這樣的一系列行為已經可以被納入不正當競爭的范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就規定,經營者不得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
而總結過去的案例可以發現,商業中的不正當競爭往往發起人都是大公司,因為他們既有不擇手段戰勝對手的動力,也有想方設法獲得勝利的本錢。
除了派出商業間諜,低于成本價傾銷,甚至是惡意從競爭對手處挖角,也都是不正當競爭中經常使用的手段。
通用汽車公司的高級主管何塞·洛佩茲就是一個例子。由于在通用任職期間,通過改革生產線,對原料、用工方式和生產流程作了巨大調整,洛佩茲使通用的生產成本大幅降低,后來,他被時任大眾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皮耶奇挖走,離開時帶走了12箱“私人文件”和多名高級助手。而在“私人文件”中,就包括通用的新車型計劃、供貨價格和一份新車型生產線的詳細方案。
2002年5月,通用汽車公司正式起訴洛佩茲和德國大眾,稱洛佩茲所帶走的那些資料對大眾有著重要的情報價值,大眾公司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文件,籌劃新車設計方向,制定未來經營戰略,插手通用的原材料市場以及擾亂通用的銷售等。
此案最后達成庭外和解,大眾公司同意解雇洛佩茲,而且向通用公司賠償了1億美元。而洛佩茲雖然逃過了鐵窗之災,但是負責審理該案的德國法庭還是判決他向慈善機構捐獻25萬多美元,作為不是懲罰的懲罰。
而在中國的鋼鐵和礦山行業,跳槽和挖角更是比比皆是。
許中波回憶,1998年冶金部解散時,正是力拓等礦業公司開始在中國重金招兵買馬的時候。原冶金部煉鐵處的一名處長就在這時被聘請到力拓擔任高級技術人員,年薪30萬元,而那時大多數同級別業內人士年薪只有3萬多元。而冶金工業部被撤銷前,曾長期承擔中國鋼鐵工業發展和改革的歷史使命,鋼鐵業的頂級專家大多匯集于此。
除了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礦山企業也一直在中國招募“高級人才”,記者此前接觸的多名礦山企業的工作人員和高層,都曾供職于國內外一些鋼鐵企業,并具有5年以上的從業經歷。
也正是這些深諳中國鋼鐵業的本地雇員在語言和人脈上的優勢,使國外的礦山企業對中國鋼鐵業的了解甚至比鋼鐵企業之間還詳細。
而除了鋼鐵和礦山領域,包括證監會、銀行、政府財經部門的一些官員在退休后也被國外企業高薪禮聘,既提供行業咨詢,又可以充當公關,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場中就更加無往而不勝。
商業秩序待建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力拓“間諜門”事件的爆發,對中國的商業社會來說也是一個契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毫無疑問地成了境外經濟間諜活動的最主要對象國,而令人遺憾的是,國內迄今為止對此的防范相當有限,應對的法律也屈指可數。
相關法律專家指出,目前我國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以及《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對“國家秘密和情報”的規定比較抽象,特別是在軍事抗衡和政治沖突日益被商業競爭所取代,經濟間諜成為廣泛存在于商業運作中的“公開秘密”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兩法”對涉及經貿和商業領域方面的“國家秘密和情報”界定顯得模糊不清。
目前,我國也還沒有一部類似美國的《反商業(經濟)間諜法》,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散落在《民事訴訟法》、《合同法》、《民法通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的相關規定。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最高規定也只是罰款。
更讓人遺憾的是,國外已經擁有的競業協議(指企業的職工在其任職期間不得兼職競爭公司和兼營競爭性的業務;在其離開崗位之后的特定時期,或者特定地區,不得到競爭性公司從事同類業務),在中國的商業環境下也基本無效。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就指出,他曾經代理的類似案件,原告方無一勝訴,原因主要是舉證困難,損失難以計算。
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上海代表處主管合伙人趙久蘇更是告訴記者,在反對賄賂和貪污方面,美國早已有明確的《反海外腐敗行為法》的約束,該法規不僅適用于在美國的公司和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而且適用于美國在中國設立的子公司和這些企業在中國招聘的員工。而我國至今尚無一部類似《反海外腐敗行為法》的法規,相類似的一些規定散落在各個不同的單項法律、法規及政策之中。
因此,許中波建議,國家立法機構應該盡快完善立法,對泄密或者商業賄賂的判定作出嚴格規范,以防外國企業和有關機構利用這個“灰色地帶”,使中國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然而,許中波也指出,由于立法的過程畢竟漫長,如何通過企業和員工自身的規范和約束,以進行更合理的競爭,消除不良的商業秩序,也成為當務之急。“這就需要企業加強管理,企業規定是可以制定和規范的。”
目前一些世界500強企業為保護自己的核心機密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微軟公司就非常重視新產品在研發過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軟的電腦零件要由美國各地數百家公司生產,只有裝配環節在本部工廠完成。因此,微軟向代理公司定制某種零件時,就不用擔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美國IBM公司在反間諜保密措施上也訂立了嚴格的制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場所談論公司技術秘密;離開公司前要保證桌面地面不留痕,不得帶任何文件資料出公司;在職人員參加一切活動,不得觸及秘密情況;專人管理秘密設備等。此外,IBM還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檢查團,機要房間和文件櫥柜是否上鎖,紙簍里是否有包含機密內容的紙張等都是要檢查的項目之一。
而肯德基對其配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更是令人驚訝。去年肯德基的秘方搬家,就出動了大批在職警員和私人保鏢,由一輛裝甲車將小紙片運送到一個秘密地點。
“中國企業在這些方面的管理還比較粗放!痹S中波告訴記者,比如無關的人員就不應該知道過多的信息,再比如企業應該加強內部的管理,對收受禮品等日常經營中可能碰到的事件要有明確的規定和制約。
在這一點上,寶鋼等大型鋼鐵企業已經走在了前面。寶鋼的內部中層就對記者透露,在寶鋼已經有成文的規定,收受價值多少錢以上的禮品要上報并充公,否則將會受到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