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柳立
本期做客嘉賓: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
“為了應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從去年10月份開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4萬億投資計劃在內的一攬子刺激計劃、調整振興十大產業的規劃,等等;到今天已有半年多了,效果也已有所顯現。我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下一步調控要力促經濟持續回升。”日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接受本報《理論前沿》周刊邀請,做客《首席觀點》,分析了當前經濟運行和發展中出現的新變化及需要注意的新矛盾、新問題,并就如何解決這些新矛盾、新問題,下一步需要進行怎樣的宏觀調控的操作,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今年經濟形勢的三大變化
記者:在過去的一年里,全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金融市場動蕩,經濟急劇衰退。我國經濟從去年三季度開始下滑。為了應對危機,我國政府從去年11月份開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調控措施,經過半年多的努力,您認為政策措施的效果如何?
陳東琪:今年經濟形勢出現了三個大變化。
第一,從宏觀層面看,經濟增長下滑的局面已經得到基本控制。
有幾方面宏觀上的基本特征:第一是總需求旺盛,包括投資、消費、凈出口三大需求,盡管出口是負增長而且是兩位數的負增長,但順差每個月平均保持在100多億美元的水平。所以總需求基本旺盛。第二是貨幣信貸開始增長。第三是工業增長見底反彈。第四是從GDP增長看,雖然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仍然在減速,但是比較四季度與三季度的降幅,已經在縮小。從這四個方面分析宏觀經濟基本觸底。
從固定資產投資看,今年一季度是28.8%的增長速度,1~5月同比增長32.9%。從消費需求看,消費是旺盛的,從去年的三季度最高23%的名義增長到今年的一季度1、2月份下降到最低,但是3月份是14.7%,4月份是14.8%,5月份是15.2%也就是說沒有再繼續往下走。現在的實際消費還是比較旺盛的,尤其是實際消費比名義消費需求大。從貨幣供應量看。M2已經到了25.74%,M1連續數月大幅度上升,現在到了18.69%左右。與上世紀90年代的貨幣供應量相比,這也是增長比較快的。從產出角度看,今年1、2月份工業增長3.8%,3月份8.3%,4月份7.3%,5月份8.9%。因此,總體來看,從宏觀經濟角度看應當說觸底的跡象比較清晰。
第二,從微觀層面看,微觀經濟逐步在轉暖。
首先是先行指標持續向好,概括起來四句話,一個是信心增強,包括投資者信心,消費者信心,企業家信心。二是指數上升,主要是制造領域的采購經理人指數上升。三是訂單增加。四是庫存減少。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去年10月份是38.8,今年3、4月份超過50的分界線,采購經理人指數上漲很快,說明需求看好,PMI指數上來是很重要的指標,現在,六個月中已經有五個月上升,形成趨勢的話,讓它下來不容易,所以PMI指數,我個人認為是很重要的指標。企業家信心轉好,說明微觀經濟領域信心增強。信心增強了,訂單增加了,國內的庫存現在除了住房外,其他消費品的庫存都在減少。最近看到美國的最新情況,3月份的庫存也在下降。
微觀經濟活動轉暖的第二個指標主要是市場回暖。股市、車市、房市,還有家電市場,這幾個市場都在發生變化。全球的股市和中國的股市應當說最近幾個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去年10月份上證指數1600多點,到今年6月份,由1600多點到接近2900多點,累計上升幅度超過60%,這說明投資者的信心在增強,當然還會有反復。它是很重要的指標。美國、歐洲、日本、亞洲地區和其他地方的股市都在走好。說明不是單一國家或者局部地區,是全球的現象。汽車市場,在北美和歐洲汽車銷售下降的條件下,我們今年的汽車銷售非常好。最近連續3個月銷售超過110萬輛,今年估計汽車銷售會超過1100萬輛,全球第一,去年只有938輛。這次汽車市場發展的力度我認為可能比2002年到2007年那次汽車上升的力度還要大。汽車消費對于中國來說有很大的市場,因為我國國土跨度很大,人口眾多,加上基礎設施的建設,高速公路、普通公路都發展很快。現在大宗商品的期貨市場、家電市場都是轉暖的。說明經濟的整體回升復蘇還是具備了一定的起始條件。
第三,經濟發展結構趨向改善。
經濟調整時期,迫使企業調整結構,最近的結構調整有一些新的趨勢。從工業看,低端工業的增長減速,但是基礎設施、服務業增長加速,包括金融服務業、旅游服務業、餐飲服務業、家政服務業、醫療衛生服務業、文化體育服務業,都是在加快的。今年鐵路、地鐵、公路、水利設施、生態環保這些基礎設施投資都在增加,這有利于長期的可持續增長,為今后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支撐。上一輪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連續繁榮,跟我們搞了大量的基礎產業有很大關系。
高能耗行業增長減速,像鋼鐵、電解鋁數量下降,整個外向投資減少,但是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的投資在增加,比如說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等等;新技術產業增長是這次金融危機之后引擎式的產業。到現在為止人類有三次大的工業革命,18世紀70年代,19世紀,上個世紀,這次危機之后應當有第四次新技術產業革命。2003年以后,新能源的發展變得很重要。生物醫藥在我國有很大的市場,中國是13.28億人口,如果2020年老齡化變成15%左右是2.2億左右的老人,這還是65歲以上,隨著壽命的延長還會更多。所以,醫療產業非常巨大。新醫藥產業是未來第四次新技術產業革命的制高點。
區域結構的變化。東部經濟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增長減速,對全國GDP貢獻很大的這兩大板塊,其傳統形態的工業增長在下降,主要是外部需求的影響。這部分產業大量轉移到中西部,對全國來講是東部下降了,中西部增長了,總量不變,但中西部地區由于產業轉移帶來了經濟發展加速。
近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
記者:溫家寶總理最近在湖南省考察時指出,由于世界經濟走勢還不明朗,特別是外需繼續減少,我國經濟回升的基礎還不夠穩固,要做好長期應對困難的準備。您認為近期經濟發展會面臨哪些困難?
陳東琪:首先,從外部角度來講,外貿出口增長前景不明,尤其是短期增長。主要是四個大的貿易伙伴有效需求在收縮,歐洲、美國、日本、東盟地區,我們出口主要是這幾個大的市場。而這四塊的需求由于全球衰退帶來的需求收縮,特別是美國,這次危機以后一個是金融監管會加強,二是會改變過度消費的模式。美國作為我們的大出口市場,如果需求不景氣,對我們的出口有很大影響,而且美國的經濟恢復還需要很長時間。歐洲、日本也是這樣。我們外需不好,還可以搞內需,他們不行,房子有了,車有了,社保買好了,家庭醫生都有了。它搞內需的壓力很大,我們現在剛起步,所以還有很大的空間,落后也是資源。東南亞這些國家的需求也在收縮。因此,我國今年的出口增長到目前都是負增長,還都是兩位數的負增長,從出口增長到進口增長都是負的,所以說我國外貿前景不明。
其次,消費特別是農民消費持續增長后勁不足。主要是實際失業率提高。居民的收入沒有明顯加速上升,財富效應下降,轉而收入減少。要使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必須有收入的增長。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下一步要促進經濟回升帶來就業同步增加,從而使居民收入增加。
再次,民間資本投資體制不活。目前的投資主要是政府財政資金推動的投資,投資持續時間過長,公眾投資的邊際效益會下降,民間投資就會失去積極性。要改善投資結構,民間資本投資、社會資本投資必須跟上來。這里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是資金,第二是體制環境,比如有些壟斷行業,民營資本進不去,這是制度性的門檻。資金方面也是這樣,金融體系里存在對某一部分企業的金融排斥現象,這兩個體制制約了民間資本的發展,而民間資本投資將會是整個投資持續增長的關鍵推動力。
第四,物價基本穩定的基礎不牢。物價基本穩定既要防止過高的通脹,又要防止通貨緊縮,CPI連續幾個月下降,PPI連續下降,而且是不斷擴大,因此近期來講,通貨緊縮壓力還是蠻大的。但我們畢竟搞了那么多的資本投入,中長期有通貨膨脹的隱患,現在貨幣流動性慢還沒有問題,一旦貨幣流動性加快,就會帶來通貨膨脹。因此,整個政策選擇面臨進和退兩個壓力。我們怎么樣從里面找到均衡,這是操作的技巧。
第五,結構轉化升級動力不強。盡管三個結構有出現轉化的趨向,但是整體來看,我們的結構轉變內生性動力不足,從東部地區來講,珠三角、長三角被倒逼著進行結構調整。但是結構調整在這次危機之前進行得比較慢,這次危機帶來調整壓力,但調整結構不是周期性地調,是持續性地調,要求結構調整有制度性、體制性、機制性的安排,必須是長效的、內生的。這種結構調整要求我們制度跟上。
下一步宏觀調控著力是促進經濟持續回升
記者:面對這些新問題、新矛盾,下一步宏觀調控的方向是什么?
陳東琪:宏觀調控下一步特別是今年后兩個季度,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研究,一個是總量調控,主要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另外一個著力點是通過改革開放促進體制創新,搞活市場,為今后的新一輪經濟繁榮做準備。第三是結構調整,著力促進發展模式的轉變,這次是機遇,既有被迫性,又要有主動性。
第一,從調控的措施選擇來看,基本的措施,財政貨幣政策還是維持去年10月以來的選擇,開支還是要增加,減稅的措施還是要繼續。財政方面,無論是增支還是減稅,兩個方面的空間都還有。落實4萬億,地方政府要趕快配套,錢從哪里來,恐怕還得想辦法。
第二,從產業政策角度來講,繼續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重化工業模式還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特別是有的地方重化工業發展空間還是很大的。技術產業和重化工工業的兩個輪子一起推,想辦法推動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別是一些高科技行業。
第三,推動各項改革。
價格改革。除了商品價格還有服務價格、資金價格,其他要素的價格,匯率機制的改善,等等。我們要研究與國際接軌的辦法,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中國在這方面要做一些準備。我們在科技等方面不足,但也有些領域我們有話語權優勢,像鐵礦石,我們是主要消費國家,比如石油,中國和美國都是主要消費國家,能不能研究合作機制,爭取更多話語權。中國今后還是可以通過國內相關的價格機制改革逐步地更為市場化,更為國際化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近中央出臺了相關的措施,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我們的消費率為什么這么低,為什么儲蓄這么高?儲蓄高跟社保有關系,儲蓄是為了社保,是被迫儲蓄,消費率低還是收入不夠,說明收入分配格局有問題,財政收入、國有企業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而居民收入,特別是居民的勞動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經濟增長有一部分沒有變成國民的直接福利,沒有變成消費,而是變成一種數字。要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就要增加勞動收入所占比重,使企業的收入部分相對降低,這樣有利于長期儲蓄和消費模式的轉換。從擴大內需長遠戰略來講,這個改革應該加快推動。
金融制度改革。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在美國,帶來全球的金融市場動蕩,而且使全球金融資產大幅度縮水,整個亞洲縮水將近10萬億美元,這次金融危機的全球代價非常大,因此對金融體系的改革非常重要。從發達國家來講應該加強監管,原來是監管不夠,造成濫用資源,特別是美國因為有貨幣霸權,衍生出金融霸權。所以,金融體系改革應當是建造全球各方利益都能夠得到滿足的貨幣體系,加強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對中國自身來講,我們這次的金融監管經受了考驗,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出現大的問題,我們存在的問題是金融體系效率不高,創新不足,一方面銀行的存款非常多,一方面是“要錢沒有”,整個制度建設還是有缺陷,中小企業得不到相應的資金,農民要搞項目得不到錢,除了政府補貼,在市場上得不到支持。說明金融體系運作還有很大的空間,金融要加快創新,這里包括民間金融等。
陳東琪 經濟學博士,1990~1991年、1992~199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項目研究。1999~2001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2002~200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黨委書記。2003年6月以來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7年成為社科院有突出貢獻專家,同年入選國家七部委“百千萬人才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