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姍姍

　　

　　“以前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什么都想引進，對黃金的探礦開采也一樣，現在技術、資金、人才都不缺了，外資也在因為越來越多的政策限制逐漸退出中國的黃金勘探和開采市場。”

　　作為一位“老黃金”人，王宜國在云南省黃金管理局干了多年，也經歷了多年前外資大舉涌入云南金礦業和如今潮水般退出的兩個時代。

　　在如今已經成為云南省黃金管理局副局長的王宜國看來，以云南為代表的國內黃金大省，正在經歷外資勘探開采國內黃金礦產資源歷史遺留問題的轉變期，隨著國家對黃金開采越來越多“規定”的出臺，希望像《淘金記》中一樣在中國的黃金礦山賺得盆滿缽滿的外資企業，擁有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

　　云南樣本

　　云南自古就是一個產金大省，2008年全省的黃金產量19.41噸，已經連續三年位列全國黃金產量第三。根據CBN記者獲得的一份《云南省黃金工業“十一五”發展規劃》，云南正在勘查開發的東川金礦、鎮源金礦、鶴慶北衙金礦有望超過100噸世界級規模，楚雄小水井金礦、金平長安金礦、潞西金礦也有望超過50噸特大型金礦規模。

　　云南黃金產業的快速發展，還得益于10年前的一項優惠政策。早在1999年11月，云南成為中國第一個可直接審批外商投資礦產資源風險勘查項目的省份。更早的1993年和1999年，云南省政府和省人大先后發布了《云南省鼓勵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的規定》和《云南省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條例》，國土資源部還將云南省確定為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試點省。

　　外國資本紛紛叩響了云南黃金業的大門。

　　距離昆明市區直線距離125公里的東川區仍未投產的播卡金礦，就是一個外資大舉進入云南黃金業的典型例子。

　　東川在歷史上原本以盛產銅而聞名，在銅礦資源逐步枯竭之后，播卡金礦的出現讓東川看到了這座資源型城市重生的希望。

　　在播卡金礦被發現不久，807地質大隊就把探礦權轉讓給了云南省核工業209地質大隊，但是受資金和技術的限制，進一步的勘探并沒有開展。2000年，由東川區政府牽頭，209地質大隊與一些湖南的小企業家成立了云南金星黃金有限公司（下稱“金星公司”），對全區實施統一勘探和開發。

　　而在金星公司剛剛接手了兩年，播卡金礦的探礦權再次被轉讓。2002年12月，加拿大西南資源公司（下稱“西南資源公司”）和核工業209隊合作，宣布成立云南金山礦業公司，開發昆明東川播卡金礦。協議規定，209地質大隊以礦權入股，西南資源公司投入勘查現金，加拿大方在完成預定的勘查投入后，將獲得合作項目90%的權益。

　　“當時要引進外資，主要看中了他們的資金和技術，因為云南多數黃金資源屬于品位低、有價元素多、影響選冶回收率的雜質多、采礦成本高的礦床，而且在歷史上，黃金礦產并沒有像現在這樣被重視。”王宜國告訴記者，當時與西南資源公司一樣進入云南金礦業的外資企業還有很多，而且大部分都來自礦業權交易和資本市場非常活躍的加拿大。

　　在確定儲量和品位之前，播卡金礦所在地只是一些幾乎不長草木的荒坡，在大約40度的山坡上遍布著上百個勘探鉆孔，每打一個孔都需要投入上百萬元人民幣。

　　經過3年的勘探，金山礦業公司在2005年6月對外發布評估報告稱，播卡金礦的探明儲量達150噸以上，品位達到2克/噸至5克/噸之間，預測勘查遠景儲量將超過300噸以上，這在當時轟動一時，一度被譽為中國新一個超大型金礦。

　　不過，西南資源公司并沒有笑到最后。2007年10月，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出臺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明確限制外商投資勘探開發我國黃金等貴重金屬項目，這顯然與云南省1993年和1999年出臺的兩個政策相矛盾，東川播卡金礦等外資參與甚至控制的金礦，也就成了矛盾的焦點。

　　“雖然對外資勘探還沒有明確而具體的限制，但外資再想拿到勘探后的開采權已經不容易了。”王宜國說，而如果沒有后續開采的機會，像西南資源公司這樣只在先期做過勘探的也就沒有意義了。

　　對西南資源公司來說，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涉嫌對股民的欺詐。2007年7月，西南資源公司在加拿大溫哥華總部宣布，撤銷了先前公布的播卡金礦的分析值，原因是“公司在數據中發現了問題”。次月，西南資源公司稱公司總裁及最大的股東帕特森更改了播卡金礦分析樣品中的黃金含量，之后又公布了這些數據，其目的是抬高股價，進而使其作為該公司的大股東從中牟利。在此之后，西南資源公司的股民也提起集體訴訟，要求公司賠償股民2.2億加元的損失。

　　信譽受損加上中國政策風向的轉變，使西南資源公司決定抽身而去，將播卡金礦90%的股權轉讓。2008年5月，中國有色華東地質勘查局收購了云南播卡金礦的全部外方股權，成為這家金礦的絕對控股方。至此，播卡金礦結束了加拿大西南資源公司長達6年的控制。

　　“類似西南資源公司這樣的外資探礦企業，目前都在陸續退出，如果他們不賣，現在也生產不了。”王宜國說，目前，云南一些新的需要勘查的金礦與外資合作的方式主要以合作的方式，“外方提供技術設備，我們給他們勘探費，每鉆一米多少錢，相當于‘打勞工’，資源絕對拿不走。”

　　從鼓勵到限制

　　加拿大西南資源公司的“經歷”，實際上也是外資涉足中國金礦業的一個縮影。

　　除了云南省，貴州省和遼寧省等許多金礦區，都有許多外資公司的身影。

　　2003年以后，隨著國際黃金價格的扶搖直上，數以百計的外國初級礦業公司和無以計數的獨立找礦人蜂擁而來。根據國土資源部公開的信息，2003年外資對中國地勘業投入達14.5億元，共取得探礦權74宗，采礦權148宗，分別占全國總數的0.9%、0.4%。截至2005年9月，共有118家國外的礦業公司進入中國尋求礦產勘查投資項目。

　　與云南省東川播卡金礦一起被國土資源部稱為“世界級”金礦的還有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和遼寧省蓋縣貓嶺金礦，后兩大金礦同樣被澳大利亞的澳華黃金和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控股分別高達85%和79%。

　　國內勘探專家、原中國礦業聯合會地質礦產勘查分會常務副會長劉益康告訴CBN記者，這三大金礦被外資控股的方式比較相似，多是中方相關地質勘查部門以采礦許可證和勘查許可證等為合作條件出資，外方以資金入股。而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和遼寧省蓋縣貓嶺金礦同屬于上世紀90年代國家拿出的12個低地品位難選礦與外資合作的試點礦。

　　當時，國家對外資進入國內礦業的確一度持鼓勵態度。2000年9月，國土資源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六部門頒布意見，提出進一步開放非油氣資源探礦權、采礦權市場，允許外商獨資進行勘查，允許外商購買國有企業的探礦權、采礦權，并可以依法轉讓。

　　此后不久，國務院制定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政策，進一步擴大外商投資領域。云南、四川、陜西等重要西部礦業省份，還制定了具體的甚至是更為優惠的外商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的地方法規。不過，開采辦礦局限于“低品位、難選冶”的金礦。

　　貴州爛泥溝金礦也正是屬于微細浸染型難選冶的原生金礦，選礦和冶煉的難度非常大，當時國內的生產工藝和技術水平還達不到開發這種金礦的條件，所以還無法進行商業性開發，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澳大利亞澳華黃金有限公司得以涉足爛泥溝金礦。

　　在2007年10月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低品位、難選冶金礦的開采、選礦以及冶煉等貴金屬資源開發項目已悄然退出，外資勘探開發金礦已經屬于不鼓勵和限制類。這一變化被業界認為是國家更加注意黃金工業的產業安全，開始限制外資進入黃金工業。

　　王宜國向CBN記者介紹，目前對外資的實際限制主要通過控制《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的頒發。現在要開采金礦，不僅需要拿到當地國土資源部門頒發的采礦許可證，還必須拿到工信部頒發的《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否則均按違法生產黃金論處。

　　而在工信部成立前，是否擁有《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并不是特別重要，多年前云南的企業基本就沒有辦理《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這樣私人老板和外資都可以來滇開采黃金。

　　CBN記者了解到，工信部一位副部長在今年年3月召開的全國黃金工作會議上就指出，由于歷史原因，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發改委、工業主管部門、黃金局多頭管理黃金行業的問題，影響工作有效開展。今后要依法抓好《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的審批工作，開采黃金礦產申請人在工信部辦理《開采黃金礦產批準書》后，國土資源部門才能辦理采礦許可證，工商部門才能進行注冊登記。

　　“通過這一點就限制了黃金的開采生產環節，也就限制了能夠賺到錢的環節，如果不能進入這一環節，只進行勘探也就沒有積極性了。”王宜國指出。

　　劉益康透露，由于貴州省貞豐縣爛泥溝金礦已經勘探完畢處于開采中，所以澳華黃金還沒有像西南資源公司一樣退出這一金礦，而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運氣就沒有澳華黃金那么好了，如今，當地政府以可能會污染大連的一條“生命線”河水為由，至今沒有發開采許可證。

　　退出中國黃金市場的同時，沒有賺到錢的外資礦業公司甚至還將自己的資產都賣給了中國的企業。去年4月10日，中國黃金集團公司（下稱“中國黃金”）就耗資2.18億美元，收購了國際礦業公司艾芬豪礦業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多倫多上市公司——金山礦業有限公司（下稱“金山礦業”）41.99%的股份，成為金山礦業最大股東。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外資涉足中國黃金業的限制，還只限于行政審批和法規層面，而目前我國實行的《礦產資源法》仍規定勘查企業優先有開采權，“這種規定當然也包括稀土、黃金等稀有資源。”王宜國指出。他建議，國家應該對《礦產資源法》進行修訂，明確規定勘查企業優先有開采權的要將黃金除外，“不然法不改沒有行政依據，國外企業就可以拿這個說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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