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坤

　　　

　　提要 花旗銀行從全球銀行競相模仿學習的榜樣到瀕臨破產被救助的境地，背后有著深層次原因。從宏觀層面看，有國際貨幣體系缺陷造成美元流動性泛濫而促使銀行不斷從事高風險業務的原因，有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監管日益缺失和能力滯后的原因，有濫用宏觀經濟政策導致金融機構風險不斷積累而得不到有效釋放的原因，還有美國消費模式以及憲政體制等多方面原因，而這些原因與花旗銀行自身日益顯現的嚴重問題互為因果，最終將花旗銀行推向了危機境地。

　　花旗集團日前發布的第一季度財報顯示，當季該行虧損9.66億美元，折合每股虧損18美分。去年同期，花旗銀行虧損51.9億美元，每股虧1.03美元。如果不計優先股派息，花旗一季度實際上實現了16億美元的盈利，業績好于預期。而該行此前已歷史性地連續虧損五個季度，花旗銀行持續暴露的風險遠比想象的要嚴重，客戶、債權人、投資者以及評級機構對花旗銀行完全喪失信心，花旗銀行墻傾楫摧，隨時可能崩潰倒下，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自去年10月以后在短短的時間內，連續三次對花旗銀行進行救助，注入巨資。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惡化，曾是全球第一大銀行的花旗銀行受到破產沖擊，2008年11月16日至21日一周之內股價跌幅高達68%，從2007年高點的35美元左右一路狂跌到21日的3.77美元。之后，花旗銀行的股價繼續下挫，最低時每股曾只有1.6美元，其市值甚至不到2006年年底時2740億美元的5%。

　　鑒于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危機，因為美聯儲拒絕援救而被迫申請破產保護后，引起整個美國金融市場和全球的金融市場環境急劇惡化，產生了令世界恐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更由于花旗銀行原有資產2萬多億美元，在全球106個國家和地區擁有2億多個客戶賬戶，無論是規模還是市場影響力，都要比雷曼兄弟公司大得多，如果美國政府不救花旗銀行，任其倒下，那么給美國及世界金融進而經濟帶來的打擊，恐怕比雷曼兄弟公司被迫申請破產保護后帶來的打擊要猛烈得多，因而美國政府無論如何不能再放任不管，真正是符合“太大不能倒閉”的情況。

　　2008年11月24日，美國政府、美聯儲和美國聯邦保險公司聯合發表聲明，再一次對處于破產邊緣的花旗銀行實施一攬子救助。一是除先前的250億美元注資外，美國政府又從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中拿出200億美元注資花旗集團，獲得其270億美元股息為8%的優先股，且未來三年，花旗銀行未經政府批準，派發的普通股股息不得超過每股0.01美元，同時還必須遵守加強管理層薪金福利制度的規定。二是對花旗銀行306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提供擔保，四方建立損失共擔協議。花旗須自己消化3060億美元不良資產造成的最初約290億美元損失，超過290億美元的損失由美國政府承擔90%，花旗集團負擔10%。三是對3060億美元之外的風險資產，美聯儲提供無追索權的貸款。在這些救助措施下，花旗銀行暫時渡過了破產危機，股價也曾有所恢復。

　　花旗銀行2008年第四季度又凈虧損83億美元，并且是連續第五個季度巨額虧損，使花旗銀行全年虧損超過200億美元，創下年度虧損最高紀錄之后，花旗宣布一拆為二，將1.1萬億美元資產劃分給新花旗銀行，將8500億美元非核心資產劃歸花旗控股公司。這也可以說是花旗集團作為金融超市時代的終結。

　　但花旗銀行嚴重的問題遠還沒有得到解決，以至于不得不再次尋求美國政府的救助，與美國政府達成由美國政府持股40%的新的一輪援助計劃，以便獲得新的政府資金注入。此次的援救方案是政府以買入銀行新發行的可轉換優先股提供資金注入，其價格為2月9日市價的9折，年股息率為9%，遠高于布什政府金融援助計劃的5%。且在銀行普通股權益不足以沖減損失或7年后這一可轉換優先股不被銀行贖回時，這一可轉換優先股將自動轉為普通股。與此同時，銀行必須嚴格執行新的高管限薪和回購普通股規定。實際上美國花旗銀行已經“易幟”被國有化了。

　　花旗銀行從全球銀行競相模仿學習的榜樣到瀕臨破產被救助的境地，背后有著深層次原因。從宏觀層面看，有國際貨幣體系缺陷造成美元流動性泛濫而促使銀行不斷從事高風險業務的原因，有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監管日益缺失和能力滯后的原因，有濫用宏觀經濟政策導致金融機構風險不斷積累而得不到有效釋放的原因，還有美國消費模式以及憲政體制等多方面原因，而這些原因與花旗銀行自身日益顯現的嚴重問題互為因果，最終將花旗銀行推向了危機境地。

　　曾經世界最大的金融帝國花旗銀行，“玩”到了不被政府救助就將一文不值的這個地步，有著深刻的教訓，也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警示。

　　一、商業銀行應始終堅持審慎穩健經營并堅守其核心業務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場存在著低資本要求和有著高額利潤回報，而這樣的機會又被華爾街一個一個“神話”所證明，作為商業銀行的花旗銀行，傳統商業銀行的審慎經營逐步讓位于冒險擴張，而且還給其披上了銀行就是承擔風險和管理風險這件華麗外衣，實質上已經將商業銀行的經營變為了與投資銀行的賭博。其經營日益嚴重與商業銀行核心業務脫節。

　　與美國其他商業銀行相比，花旗銀行不僅所持有的次貸相關資產規模要大得多，而且其參與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也是其他傳統商業銀行難望其項背的。作為商業銀行，花旗銀行曾是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第二大交易商，擁有的資產組合價值最高時達到3.6萬多億美元。2006年，花旗集團通過建立SPE實體而交易的各種證券化產品占總資產的比例達到了114%，如MBS、CDO、CLO、CDS，等等。這些表外資產哪怕遭受到10%的損失，花旗銀行也將資不抵債。2007年，因次貸危機爆發花旗銀行的這一比例才首次降到57%左右。投資大師巴菲特說過：“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誰是在裸泳”。很顯然，花旗銀行就是一個“裸泳者”。這種高風險的經營行為在市場良好的情況下，可以獲得超額收益，但在市場轉向低迷階段，就會帶來超額損失進而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二、銀行業綜合化經營必須建立起有效的風險隔離

　　銀行業綜合化經營確實大大拓寬了銀行的生存發展空間，但同時也大大增加了銀行風險暴露的廣度和深度，改變了銀行風險的范圍和性質，包括組織結構復雜化和文化多元性帶來的利益沖突、金融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風險、會計制度和行業適用監管制度差異帶來的信息披露風險、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風險傳遞帶來的系統性風險。而且由于轉型為金融控股集團的銀行積極介入資產證券化市場，使許多本已轉移的信貸風險再次循環回歸，最終銀行承擔了過度風險。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大多脫胎于傳統商業銀行，其傳統的內控機制是難以有效管理高度專業化和復雜化的證券投資業務，尤其是表外證券投資業務，就有可能成為最終拖垮銀行的“黑洞”。也就是說，傳統商業銀行在金融衍生品風險管理上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根本難以清楚認識其中的風險，更談不上對其進行管理了。

　　1998年美國拆除了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風險隔離。花旗銀行通過長期的證券化過程，本來已經把相當部分的信貸風險轉移到了外部，但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交易市場的重要參與者，花旗銀行同時又進行證券化基礎資產的收購與證券化衍生品的設計、發售、承銷等業務，以及二級市場的證券產品交易業務和相關信用支持業務，從而導致已經轉移出去的信貸風險，又通過資本及衍生品市場業務再次循環回歸了回來。由于花旗銀行又是一二級市場的主要交易商，許多其他銀行發行的證券化產品所蘊藏的風險也就又更多地集中到了花旗銀行身上，使花旗銀行在劫難逃。

　　三、商業銀行兼并擴張必須與所具有的管理及控制能力相適應，絕不是越大越綜合越好

　　花旗銀行是美國銀行業綜合化經營的典型代表。客觀來說，綜合化經營本身沒有錯，關鍵是這種戰略能否得到自身核心能力的支撐。根據企業核心能力理論，企業邊界是由核心知識和能力所決定的，資源整合能力決定著兼并擴張的邊界。顯然能力不是無限的，也就注定經營管理邊界不能無限擴張，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會導致核心能力跟不上擴張的步伐，造成管理混亂和低效率運營，甚至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花旗集團在快速擴張的1999~2003年，年均并購交易金額超過100億美元，從傳統的商業銀行迅速發展成為囊括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的全能和全球金融控股集團，資產規模從2000億美元左右一躍到了2萬億美元的巨無霸，翻了10多倍。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花旗銀行90年代后一改此前主要在自身比較熟悉的商業銀行領域進行并購擴張的做法，大舉進入到自己比較陌生的領域———投資銀行領域。形成花旗銀行資產規模與世界其他幾家大型銀行相比較大并不是非常顯著，但其業務復雜程度卻是最高的，有效進行管理的難度極大。運營效率低下、市場反應速度慢等弊病不斷顯露，高級管理層駕馭的能力也日益相形見絀。花旗集團前幾年就曾因集團收益下滑，遭遇成本負擔，不得不將名下幾乎全部的國際保險業務出售給大都會人壽保險，以化解成本及管理上的壓力。2006年開始，花旗銀行又開始分拆資產管理業務。實際上，花旗在發展全球金融超市的過程中也極不順利，屢遭投資者質疑，其內部也因為發展問題矛盾重重，本次危機就把此前內部一直存在著的各業務板塊的巨大隔閡，以及在內部整合和統籌管理方面的失誤甚至失敗等，暴露在了公眾面前，最終花旗銀行不得不在日前作出了分拆決定。

　　四、金融創新應面向實體經濟并為實體經濟服務，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

　　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動力，是推動金融深化、實現金融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金融創新在金融機構轉移自身風險、增強流動性和信用創造等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但是，花旗銀行參與并積極推動的華爾街的金融創新業務，卻日益脫離于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業自身相互逐利的游戲與平臺，不再對實體經濟起著推動作用的虛擬經濟迅速膨脹。上世紀80年代初期，MBS在美國債券市場上只有微不足道的份額，到2007年底超過了6.5萬億美元，2000年CDO市場發行還幾乎為零，2007年市場規模就超過了2萬億美元，CDS市值更是達到了62萬億美元，比美國GDP的4倍還多，幾乎相當于整個全球GDP水平。國際金融衍生產品協會統計，2008年6月底，全球各種金融衍生品市場總值高達530萬億美元，近全球GDP的10倍。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華爾街日益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并形成迅速膨脹的虛擬經濟，具有極大的風險不確定性。創新產品不斷衍生，衍生品投資者與基礎資產持有人之間信息高度不對稱，其具有的不透明性，使其內在價值和風險狀況無法準確評估，其真實風險無法知曉。而其具有的高杠桿性，又使其對風險具有極大的放大效應，其具有的滲透性，更是使其風險具有了更大的危害性與沖擊力。

　　五、銀行業應建立著眼于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激勵機制

　　長期以來，華爾街奉行高盈利就可以高分紅，且宣揚80%的收益是由20%的人創造的。因而金融機構高管們薪酬與業績的正相關性，往往成幾何級數上升。華爾街的這一激勵模式，甚至被人們當然地奉若神明的績效評價模式，從而決定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問題是，這種激勵機制具有明顯的當期性、短期性和不對稱性。當公司獲得高盈利時，高管們就可以獲得巨額獎金和紅利，動輒上億上千萬美元，而當經營失敗時又可以不承擔損失，損失甚至是再巨大的損失，都可以扔給股東和整個社會。這種激勵模式毫無疑問地將經營風險偏好大大地提高，助長為追求短期回報而不斷地去冒險、去“賭博”，去冒更大的險、去進行更大的“賭博”。特別是在投資銀行中，這種激勵模式更為典型。

　　隨著花旗銀行日益綜合化，投資銀行短期激勵的風氣勢必影響到銀行其他的業務條線。在冒險就可能獲得巨額獎勵的誘導下，銀行和股東的根本利益乃至社會的責任就絲毫也不顧及了。

　　六、金融業的監管不能有盲區與空白，一直以來為美國所推崇與宣揚的金融自由化，完全是華爾街的陷阱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方面是美國錯誤地將“滯脹”原因歸結為戰后實行的凱恩斯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由此抬頭并盛行，表現之一就是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另一方面，也正迎合了華爾街金融機構為逐利而大玩金融創新的需要，極力鼓吹“最好的監管就是最少的監管”。在這種理念及欲望之下，就形成了：一是對金融創新產品監管缺失。金融創新很多都是出于規避監管，而沒有監管的金融創新，就通向了泛濫和過度投機及金融創新產品信息不透明和真實風險無法評估等一系列問題。二是對某些金融機構運作監管缺失。美國對沖基金、投資銀行、私人按揭保險公司、股權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都處于監管的盲區。三是對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缺失。高風險抵押擔保債券、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流通的再證券化和信用違約互換等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基本不受監管。四是對金融中介機構監管不到位，特別是對一些信用評級機構及審計機構等作假，助推金融風險越積越大。 (作者系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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