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
近期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制造業指數等指標的企穩,以及會計準則對于“公允價值”原則的放松和金融市場的初步解凍,促成金融巨頭一季度的盈利,自覺不自覺地讓大家感覺最黑暗的時刻可能已經過去(畢竟從2007年12月算起,美國已經衰退近18個月),而道指從3月初的6547谷底重返8000以上(截至目前升幅已近28%左右),也顯示市場樂觀的情緒開始上升。當然接近兩位數的失業率(4月份為8.9%,而美國當局在壓力測試中對2009年平均失業率的不利假設就是8.9%)仍是壓在公眾心頭的一塊巨石,其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利影響,也會對剛剛緩解的消費信心續升產生阻礙,同時還會強化美國家庭通過增加儲蓄的去杠桿化過程。
據麥肯錫研究顯示:在收入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儲蓄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轉化為消費支出減少大約1000億美元。因此,如何保持住當前這種良好勢頭,是擺在美國當局面前的問題。但自危機爆發以來,關于此次危機的根源就一直存在分歧,相應對于危機的救贖也存不同意見(究竟是采用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還是遵循奧地利學派的市場自愈),而觀察美國當局的舉動,特別是從3月美聯儲正式啟動非常規貨幣手段,到修訂“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再到“壓力測試”,則反映出美國當局在此種分歧中小心翼翼拿捏的態度。
實際上究竟是讓股權人承擔成本,還是讓債權人承擔成本始終是此次金融危機解救中奧巴馬政府不愿意明確的,但又是核心的問題:因為對于美國政府來說,完全通過國有化,即通過稀釋股權人(美國人是主體)的利益來化解這場危機,無疑會受到國內質疑;相反通過印發鈔票,發行國債來向金融系統不斷注資,則是稀釋債權人(外國投資者是主體)的利益,自然同樣會受到外國債權人的質疑,正是在這樣的模糊之下,會看到一方面美國政府通過會計準則的修訂,來暗許金融機構以美化問題;同時還是要通過相對嚴格的“壓力測試”來糾正過度美化的銀行資產負債表,而此后市場的積極反應,也表明大家對政府此舉的接受。
另外,奧巴馬新政府在未來美國經濟增長動力方面的態度,則是十分明確的,在奧巴馬近8000億的經濟刺激中,救助資金的占比約為30%(政府財政救助和保護弱勢群體),減免稅占比為36%,剩下34%的2700億資金被用于了包括教育、醫療、能源、基礎設施和科研等涉及未來經濟長期增長的項目,正如奧巴馬援引《圣經》所言,“建在沙子上的房屋會倒,巖石上的房子才能長久屹立”,美國正在試圖調整維系了近30年的經濟模式——依靠金融財富的泡沫化,支持過度消費的經濟模式。
相應中國方面,在政府投資和信貸支持的雙重驅動下,經濟已經出現了較明顯的回升勢頭,投資和消費強韌在很大程度彌補了外需對經濟的拖累(一季度消費、投資和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分別為4.3%、2%、-0.2%),而且當美國人開始學著存錢的時候,美國居民儲蓄率已經由危機前的0左右,上升至目前的4.2%;中國人正在開始學著花錢,目前實際消費增速高達16%左右,兩者均為近十余年的高點。當前中國政府實施的包括小排量汽車優惠政策,家電、汽車、手機等下鄉政策,則暗示著中國正在啟動耐用品消費帶動下的內需時代。
因此,如果說此次危機打破了中美經濟間的舊平衡——美國憑借自身擁有的世界貨幣發行權,不斷強化其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以保證其能最大程度的享受后工業化紅利(通過產業空洞以賺取本土不能實現的勞動力和環境等利差),進而維持過度消費;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為盡快完成工業化進程,也主動迎合發達國家后工業化時代的消費膨脹,投資饑渴癥不斷惡化。那么,現在的問題就是中美經濟能否出現新的平衡,特別是中美經濟新模式能否有效對接。
對于美國而言,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模式成型之前,能否適度地保持消費的增長,關鍵之處則在奧巴馬如何履行其承諾的創造40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若美國家庭的收入不能提高,5%的儲蓄率就意味著每年要減少5300億美元的消費支出,已經和奧巴馬的經濟刺激方案總額大體相當了。
對于中國而言,依照十年前的經驗,以及政府、銀行、企業和居民相對健康的資產負債條件,完全可以依靠政府投資來遏制經濟下滑態勢,但是在投資高速增長的背后,是否存在對于民間投資的擠壓,伴隨實際利率的攀升(目前1年期實際貸款利率已經升至6.81%),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間企業融資環境如何改善;高速信貸增長之后,是否存在銀行潛在壞賬上升的風險;在保持經濟增速的同時,如何堅守既定的環保、能耗的目標等,均關系到當前經濟復蘇勢頭能否得以保持,更重要的則是在當前全球經濟筑底的過程中,如何積極應對已經開始改變的外部環境,并且盡快抓住與其重歸平衡的路徑。
(作者為中國建設銀行總行金融市場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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