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

　　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到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院長，王江對這一角色轉變的感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日前在接受CBN專訪時，王江闡述了他對金融危機、金融人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最新解讀。

　　CBN：美國幾家銀行一季度盈利，銀行業是否已基本安全？政府準備收購一些不良資產，對美國銀行業的幫助有多大？

　　王江：現在說美國經濟見底為時過早，美國的情況遠遠沒有到達見底，現象讓人覺得似乎已有好轉。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的調整，時間跨度會加長，即便短期不會惡化，但經濟停滯時間的跨度會拉長。

　　美國銀行業經過調整以后，確實有很多盈利機會，但就業績來看，主要為流量性業務的盈利，這方面的盈利一直是不錯的，但它們真正損失的是現有資產，這一虧損過程遠遠沒有走完。光看流量性業務業績的回升，就說危機已經過去，言之過早。銀行一大堆壞賬還在，儲蓄利差帶來的利潤回升，這是兩碼事。所以，美國銀行體系走出危機，我覺得還有相當長的過程，現在并未看到特別有效的方案。

　　就收購銀行資產來看，我覺得還有很多問題：第一，過程到底有多長、許多不良資產拍賣過程到底怎么樣、順利不順利、這段時間能不能走完，這些還是未知數。第二，不良資產剝離后損失到底由誰承擔，這也是復雜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不良資產可能并不能一下子與所謂好的資產完全剝離。不良資產如何解決，直接影響業務的運行情況。

　　CBN：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上海在硬件和軟件方面需要什么樣的準備？

　　王江：硬件，我覺得可能解決起來要簡單得多，只要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就可以。關鍵是軟件，包括總體的法律和監管框架，這非常重要。人才，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交易員或銀行家，還包括政策制定人員，也要有相當高的金融專業知識。從美國導致金融風暴的情況可以看出，雖然從市場來講，美國人才并不缺乏，但在政府監管體系中，真正懂市場的人非常少。從這個教訓來看，我們需要超越式的發展，避免走這樣的彎路。

　　CBN：20國倫敦峰會后，各國達成對金融體系監管的目標，包括對影子銀行體系和避稅天堂實施更嚴格的監管。你怎么看這一愿景，能實現嗎？

　　王江：我覺得并不那么樂觀。因為各國一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各自的情況不一樣。20國能夠聯起手來，不僅需要在認識上達成一致，而且在法律框架、操作上要一致。要把這套體系建設起來并不樂觀，因為各國接受程度差別非常大。我更擔心兩個問題，一方面是金融危機對各國經濟沖擊這么大，各國會不會采取一些比較短期性的自我保護措施，而給長期國際金融架構建設帶來影響。另外，在事情發生時，大家覺得監管非常重要，但風暴過去、經濟復蘇后，可能就嘴上談一談，并不一定付諸行動。因此，我覺得可能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

　　CBN：對新成立的金融監管委員會（FSB），你怎么評價其未來，會不會步巴塞爾協議的后塵？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你怎么看？未來有無可能扮演世界央行的角色？

　　王江：FSB能否起到推動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的作用還不好說，有可能會類似于巴塞爾協議的情況。根據巴塞爾協議最后執行的情況，實際上各國差得很遠。所以，對金融建立全球監管，想法是容易達成的，但要真正落實，后面還要看合作度。

　　IMF的定位，包括現有運行模式，要有些調整。這是毫無疑問的。此外，發展中國家提出增加發言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到底IMF未來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認為非常值得探討。從歷史來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因為救助規模不大，IMF能應付，但對現在這場風暴，無法完全依靠它。但它可以對較小的金融市場起到穩定作用，在流動性上可以提供支持。至于說世界央行，我覺得這個要求可能太高。

　　CBN：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之前提出要用非主權貨幣來替代美元，但各國對這一看法的態度并不一樣，國際貨幣體系現在需要如何改革？

　　王江：我覺得周小川提出的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大家通過金融風暴，發現現有貨幣體系存在問題。在這次危機后，美國政府采取一系列貨幣政策，給其他國家帶來非常重要的影響，而別的國家在這些方面沒有發言權。這個矛盾表現得非常尖銳。

　　是不是有很好的解決辦法，這我覺得值得探討，但現在我還想不出什么很清晰的答案。因為，美元在國際市場中起主導作用，并不是哪幾個主導國家坐下來說決定就可以決定的。另外，從操作上來講有很大問題，各國情況不一樣，用貨幣政策協調各國利益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推出一個國際貨幣組合，怎樣制定各國貨幣政策，也不是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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