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于一些“敏感性”較強的重要問題，G20的答案或多或少有些語焉不詳或是失之空洞；于一些“爭議性”不大的細枝末節，G20的答案反而顯得有些厚重�！龀虒�

　　陽春白日風花香，G20的絮風撩撥得人心蕩漾。當會議前的喧囂和會議中的激昂都塵埃落定之后，“綠酒初嘗”帶來的興奮漸漸被“樓聽春雨”的淡愁所侵蝕。

　　誠然，盡管夾雜著點點滴滴的輕推暗搡，倫敦的青梅煮酒依舊閃現出諸多亮點。在金融危機的全球反思、經濟刺激的全球聯動、金融監管的全球協力、保護主義的全球抵制、金融秩序的全球夯實、金融風險的全球治理和未來發展的全球策劃等方面，20位領袖或是締結了行動協議、或是達成了意向共識、或是形成了潛在默契，為動蕩不安的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帶來了陣陣暖意。但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就像許多人事先預料的那樣，G20并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偉大突破”，“奧巴馬們”的確在倫敦邁出了一小步，然而這表征著“前進”趨勢的一小步似乎離跨越危機鴻溝還相差甚遠。

　　G20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于一些“敏感性”較強的重要問題，G20的答案或多或少有些語焉不詳或是失之空洞；于一些“爭議性”不大的細枝末節，G20的答案反而顯得有些厚重。人們總是期盼危機中的倫敦能夠像65年前一樣變成改變歷史的布雷頓森林，但希望越大，相對而言失望也就越大。事實上，如果結合全球性多邊協商的制度要素、結構要素和現實要素細思“意猶未盡”之感的深層來源，也許我們之前就不必對G20形成歷史性突破抱有非理性的憧憬。這樣，反而有助于我們欣欣然從“一小步”中解讀、感悟和體味“前進”趨勢的個中滋味。

　　解讀此番G20亮點的論述已然汗牛充棟，筆者這里更想談一談G20意猶未盡中的深層尷尬。為什么G20沒有結出累累碩果，而僅僅是小有斬獲？一個耳熟能詳的大眾化解釋在于利益沖突和全球博弈，雖然都面臨著危機的肆虐，但“不同家庭的煩惱總是各有千秋”，受個體利益最大化這一原始動機的影響，經濟體個體的博弈選擇不可能完美兼顧集體理性，自保為先的個體策略導致共同協商解決個體選擇“外部性”的空間十分狹小，能夠在有限的交集中達成一些共識，已經實屬不易。在沒有一個超主權實體能夠以有形之手改變整個博弈結構的現實約束下，利益沖突導致博弈均衡不可避免地滑向“意猶未盡”。當然，這是一個提綱挈領式的有益詮釋，但深思之下，一個延伸問題油然而生——利益沖突及博弈均衡滑向集體理性不足的根源又在哪里？在筆者看來，意猶未盡的G20之所以沒有形成歷史性突破，三大矛盾的深層制約值得思量。

　　其一是全球性多邊協商中的美國矛盾。美國會不會妥協于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沖突，決定要素在于美國“霸權穩定性”的變化。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事件之前，次貸危機還僅僅是美國危機的時候，“遠離美國、遠離美元”的口號可能還頗有底氣，但當次貸危機劇烈升級并演化為全球性經濟、金融雙危機之后，世界對美國“現有霸權地位”的慣性依賴反而進一步增強，在其他地區的主權風險潛在上升之際，“靠近美國”在短期內反而變得有利可圖。本質上看，單純的美國危機對美國是危大于機，對全球性多邊協商形成突破是有力促進；而伴生著全球危機的美國危機對美國卻是機大于危，對全球性多邊協商形成突破則是潛在桎梏。以此為鑒，奧巴馬在G20上坦陳美國對金融危機所負的責任，與其說是新官上任的勇于擔當，還不如說更像是包含著些許的有恃無恐，畢竟美國危機的風險外溢對美國推行“以救助美國為中心救助全球”的策略頗有助力。有意思的是，在譴責美國制造了此番全球混亂的同時，諸多國家卻絲毫不否認美國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許，每一個非美國家心中都有一個所謂的“G2”，而不是“G20”，這個“G2”里一個是自己，另一個則是美國。在美國潛在擔負著各種“G2”重托的背景下，G20終結“美國霸權”本身就缺乏物質基礎。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近來美國經濟數據的頻繁好轉更潛在增強了奧巴馬的底氣，如果說3月下旬美國新房銷售、住宅開工、消費者信心和耐用品訂單數據的驟然反彈還可以被解釋為異�！皵_動”的話，那么對4月初待定住宅銷售、MBA抵押貸款申請和ISM制造業指數又出現企穩的跡象還視而不見就有些不夠審慎了。盡管整體上還是負面因素占據主流，但相比哀鴻遍野的歐洲和日本以及滯后顯露出脆弱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美國經濟短期的相對表現似乎更令人充滿期待，也許復蘇還未有定論，但至少復蘇可能性的上升給已然有所作為的奧巴馬更大信心，通過維持“美國霸權”以實現美國、乃至全球的穩定。

　　其二是全球性多邊協商中的新興經濟體矛盾。當“脫鉤”論尚未破碎時，新興市場經濟體未受到美國危機及其衍生的全球危機的太大沖擊，彼時自信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沒有切身體味到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失衡的負面影響，獨立增長美夢未滅，其要求改變現有格局的需求并非迫在眉睫；而當“脫鉤”論徹底失去市場時，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然不可能在全球動蕩和衰退中獨善其身，此時切身感受到失衡之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改變現有失衡體系的迫切性驟然增強，但尷尬的是，獨立增長美夢的破碎伴隨著潛在話語權增強趨勢的同步趨緩，變革的迫切性與推動變革的能力此消彼長。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性多邊協商中或多或少面臨著這樣一種矛盾，相對實力提升時求變之心相對不強，求變之心急切時相對實力卻又有所不足。自2009年3月以來，IMF、世界銀行、OECD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脆弱性的擔憂不斷加大，在調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的同時，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寄予的厚望愈發淡化。以IMF為例，其2009年1月對世界經濟、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預期分別較2008年10月的預期調降了1.7、1.7和1.8個百分點，而其2009年3月對世界經濟、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預期又較2009年1月的預期最多調降了1.5、1.5和2個百分點。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神話的難以為繼雖然加大了其求變的訴求，但也導致其推動G20形成歷史性突破時顯得力不從心。

　　其三是全球多邊協商中的整體矛盾。這種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全球危機導致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受阻，WTO最新預期表明全球貿易將出現萎縮，私人研究機構的數據分析也暗示著全球資本流動趨緩，這使得單一經濟體通過貿易保護主義避免增長過快下滑的沖動不斷增強，而要求抵制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訴求又大幅上升，“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個體理性導致搭便車心理全球蔓延，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的全球性口號某種程度上淪為一紙空談，這與世界銀行公布的貿易保護案例數據飆升暗自契合。另一方面，全球危機背景下，市場對國際機構的“全球治理”和“全球刺激”寄予了更高期望，但危機導致夯實國際機構的資源又極度稀缺，在各國忙于以有形之手彌補自身市場缺陷之際，國際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實質支持以提高實力、滿足與日俱增的全球性“公共產品”需求。

　　總之，倫敦的G20雖然有不少亮點，但制度要素、結構要素和現狀要素交織后形成的“三大矛盾”使得全球性多邊協商難以在短期內結出累累碩果，這正是我們感覺意猶未盡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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