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有關富豪善舉的街談巷議，不斷炮制暴富神話的胡潤對中國企業家的慈善事業有著更為正面的看法

　　文 本刊記者 呂斌

　　和許多中國慈善企業家做慈善時可能遭遇的境遇一樣，曹德旺捐股份的消息剛一傳出，立刻便有質疑的聲音出現，指責者認為曹此舉只是一種炒作，并列出他做企業的一系列“不人道”的事例和數據。

　　似乎中國企業家在做慈善時總是少不了非議，中國輿論的普遍仇富心理根深蒂固，企業家們在做慈善的同時，還不得不承受輿論風險，做好事者被指責——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社會責任觀

　　“我剛聽到曹德旺先生捐股份的消息時，感到非常高興，曹先生現在又進一步實現了他的夢想。”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胡潤百富榜、胡潤慈善榜創辦人胡潤認為，雖然目前還不確定該項捐贈計劃能否最終實現，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創舉。

　　胡潤表示，他從6、7年前開始第一次和曹德旺接觸，曹那時已經很清楚地表示將來會把股權捐出來做慈善。

　　企業家做慈善自然是其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但在胡潤看來，不應單獨的看慈善，而是必須考慮慈善和社會責任的關系。慈善當然是社會責任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社會責任的全部。社會責任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除慈善外，還應該包括社會公平、企業納稅、維護員工權益、為社會提供就業、以及環境保護等等多個方面。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王石領導的萬科集團由于捐贈數額較小而遭遇到巨大的輿論危機，王石也因此千夫所指。

　　雖然捐款自由是一種常識，但在中國特殊的企業環境下，企業家們不得不充分考慮到自己的言行可能對企業產生的影響。輿論普遍認為，以萬科董事長的身份而言，王石失職了，應該對“捐款門”給萬科帶來的困擾負上一定責任。

　　“企業家做慈善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慢慢來。其實在5·12以后，國內社會捐助活動已明顯增多。”胡潤告訴《法人》記者，中國的慈善機構以前最大的問題是規模太小。

　　與國外慈善事業相比，中國的慈善事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出現，尤其在民營經濟變得重要以后，才得以慢慢發展起來。雖然之前也存在慈善的概念，也一直有人在做，但也就是近一年的時間以來，人們才對于慈善事業有了更為深度的思考。

　　“很多人說中國企業家在做慈善方面不如西方企業家，我不同意這個觀點。”胡潤表示，他所從事的行業，關注慈善企業家相對比較多。就他的了解，幾代中國企業家對于慈善的理解已有了顯著的不同：第一代企業家做慈善不會系統化，而是遇到什么問題就去解決什么問題；第二代企業家做慈善就相對比較系統了；第三代企業家已經比較明確該如何去做慈善，也會加入一些企業的價值觀在自己的慈善行動中。

　　胡潤對《法人》記者表示，在去年的胡潤百富榜中，前1000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財富為40億元人民幣。而去年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一年就捐了40億，一年就捐出了百富榜的平均資產數。

　　“很多人認為中國企業家做慈善不夠積極，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也就30年的時間，我覺得企業家們能做到今天這種狀況已經很不錯了。”胡潤表示。

　　輿論的偏執

　　實踐中，慈善企業家在得到敬佩的同時，似乎總少不了猜測與質疑。部分社會公眾習慣以懷疑的、挑剔的而不是鼓勵的、欣賞的態度來審視企業家的慈善行為。比如在去年的抗震救災中，社會公眾經常給予批評而不給予掌聲，這種做法實在不值得鼓勵。

　　在中國改革三十年我們所依賴的基本制度環境下，的確因為權力尋租、權力腐敗而產生了大量的權貴富人，從而極易引起公眾的憤慨與排斥。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中國的富人們想參與公共事業、成為公共人物，就必須得做好被腹誹的準備。

　　此外，做慈善并不僅僅是付出，尤其對企業家來說，做慈善的同時可能會渴望一種回報，當然這種回報不一定是名和利，可能僅僅是一種使人心靈愉悅的滿足感。

　　而現在的制度環境最大的問題恰恰是，慈善者往往會被糾纏于諸如是否炒作、被捐助者是否感恩、捐的是不是太少之類的無聊問題。很多情況下捐贈者非但不快樂、不愉悅，反倒會被弄到“心力交瘁”。

　　與內地企業家相比，比爾·蓋茨、李嘉誠等慈善企業家的捐助行為很少受到質疑。而我們的公眾總是有充分的聯想，譬如企業家的錢來的不干凈、譬如說富豪是不是在炒作、譬如說企業家捐的太少……總之，很多時候會弄得捐款人非但不能獲得聲譽，反倒惹來一身腥。如此一來，慈善積極性自然受到打擊。

　　“所以，我們傾向于多為企業家的公益行為而鼓掌，而不是以懷疑的、過于挑剔的眼光來審視。”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公益研究中心趙小平博士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

　　當然，為企業家鼓掌并不代表應該放松對企業公益行為的監督，而是應該做到既讓企業家感受到社會的鼓勵和光環的授予，同時也要感到社會敏銳的監督。社會監督是一種無形的力量，這種力量即使不公開表達，也能讓對方感受到它的存在，用不著時時刻刻地猜忌和懷疑。

　　“5·12之后，很多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都在重新思考如何更為有效地做慈善，而‘做好事如何才能做得有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胡潤也表示。

　　坎坷慈善路

　　著名地產企業家、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曾提過這樣一個問題：“最近一些年，幾乎每天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捐款活動，但從來都沒有人給我們通報這些捐款都用到什么地方了，是如何用的。”

　　相信潘石屹這句話代表了眾多慈善企業家的心聲。在中國，不僅企業家的捐贈自己得不到使用信息的反饋，甚至有些受捐者還挑三揀四，如只要現金不要物品、或者只要新物品不要舊物品等。這也使很多企業家在做慈善時感到迷茫。

　　“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我認為，不能一味埋怨企業家的公益動機不強，而要從社會自身尋找原因。”趙小平博士認為，企業家是一個注重效率和效益的群體，公益動機越強，越希望自己的善款花在刀刃上。

　　當社會沒有相應的公信和能力承接善款時，企業捐款當然顯得“吝嗇”。做慈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要保證善款不被“縮水”，又要保證花的有效率。因此，這就對“花錢”機構自身的公信力和項目運作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當前中國公益領域主要有三類組織在活動，一是半官方的社會組織(GNGO)，一是草根的社會組織(NGO)，還有國際NGO。第一種組織自上而下的政府色彩太明顯，公信力和效率問題早已受社會質疑；第二種草根組織一方面難以獲得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其公信力和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而國際NGO雖然一般來說運作比較規范，但是按照相關規定通常不能接受國內的捐贈。

　　對于許多熱心于公益事業的企業家來說，向社會捐款時心情往往是復雜的。一方面，希望借自己的能力為社會貢獻愛心；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善款使用和流向又沒有信心；第三，有些情況下本來不大樂意，但當被賦予了慈善家的光環后，在有些場合還不能不捐；第四，企業家做慈善，應該被視為一種超越而得到社會的鼓掌，但目前卻被當成一種義務，不履行者將受到社會的譴責。這都是中國慈善企業家所面的尷尬境況。

　　此外，除了社會本身，現在政府對募捐的政策法規，尤其是稅收方面的激勵也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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