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曙光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建議：進一步清理涉企收費，為企業“減負”。 他說，目前涉企收費項目太多。什么評估費、檢驗費、鑒定費、年審費等，舉不勝舉，而且收費高，標準不統一。到企業丈量一下土地面積，就收費三四萬元；到企業轉一圈，就收檢測費上萬元。在目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更使企業經營“雪上加霜”。 而且，亂收費形式由強制轉為變相強制。如一些中介機構利用其上級主管部門、掛靠單位的行政權力或者壟斷地位搞“創收”。特別是到了年底，一些執法部門以“檢查”為名，向企業索要“好處費”，企業敢怒不敢言，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金融風暴以來，人們將目光集中在提振經濟、確保增長上。但是促進經濟增長從來都是軟與硬兩個方面。“軟”是制度與機制方面的改進；“硬”是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投入。促進經濟增長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僅僅將目光盯在資金投入和上項目上，而沒有制度改革的跟進，大規模投資就有孤軍冒進的風險。近些年，企業界一直有“老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變成“新三亂”（亂評比，亂培訓，亂檢查）之說。可見改革的任務仍然很艱巨，企業的經營環境，市場環境還需要進一步改善。

　　回顧中國的改革進程，通過制度改革獲得的增長并不遜于物質投入的增長，在一段時間內甚至還是優于物質投入的增長。如改革初期，我國的投資率從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總體上是一個下降趨勢，但這7年間經濟增長平均增速達9.52％，特別是1984年經濟增長速度高達15.2％。這其中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功不可沒。

　　我國前30年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是市場化為導向，以國有企業的改革為核心進行的。突破思想束縛是關鍵。但后30年的改革，則應該是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為重點。而這其中打破利益格局是關鍵。

　　首先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要從建設型政府變成服務型政府，從管理型政府變成監督型政府。盡管面對金融風暴，政府再次擔綱起保增長的重任，但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越是要清楚政府的職能定位，政府參與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應該有利于市場機制的發育和完善。特別是對政府行為的約束和監督機制的建立，尤其要避免建設一批高速公路，倒下幾十個交通廳長的現象再次發生。

　　其次是法律制度的完善。一個成熟市場的標志就是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一方面，我國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律雖然初有框架，但疏漏遺缺之處還很多，已有的法律也還有很多缺憾，如《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另一方面，在司法和執法領域問題還相當多，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比立法的缺失還嚴重。執法不嚴、司法不公、法律環境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傷害甚大。

　　再有就是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醫療、教育、失業、住房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不可偏廢。沒有效率就不會有公平，沒有公平也不會有效率。在經濟放緩時，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對保持社會穩定，確保經濟平衡較快增長至關重要。

　　總之，進一步深化改革，不僅要突破思想觀念的局限，更要突破利益的局限，要有改革改到自己頭上來了的勇氣。要以改革保經濟增長，以改革促進經濟增長。有改革跟進的增長才是有效率的增長，才是有質量的增長，才是安全的增長，才是持久的增長。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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