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芃

　　 1月份CPI、PPI漲幅的繼續大幅回落進一步增強市場對降息的期待。不過，種種跡象表明，短期內降息似乎不太可能。而適時適當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應是可行的。

　　 首先看降息。上周公布的央行數據顯示，1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62萬億元，同比多增8141億元，而上海1月新增貸款更是達到去年全年的1/3，市場流動性得到極大增加。這表明我國的保增長政策已經顯出成效，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市場資金的緊張，這使得市場對于降息的要求已經不那么迫切。同時，在經濟下滑、通縮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相比經濟高漲、通貨膨脹時期，已經沒那么明顯了，此時降息對于經濟的刺激作用難以達到預想效果。此外，在連續降息之后，銀行存貸款利率差的空間已變得越來越小，繼續降息會進一步壓縮已經變得很窄的存貸款利率差空間，降低銀行盈利水平，會影響銀行的放貸積極性。

　　 正如央行副行長易綱日前所言，目前利率水平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適當水平，零利率政策或準零利率政策并非是好的選擇。

　　 再看看存款準備金率。在從緊的貨幣政策時期，央行從2003年起連續2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存款準備金率從2003年9月的6%上升到2008年6月的17.5%，遠多于同期的利率調整次數。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防止經濟過熱，控制信貸的過快增長，實際上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

　　 但是目前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已由控制通脹變為反通縮，為保增長而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需要充分的信貸規模作為保證。從去年底以來，銀行的放貸積極性有了大幅改觀，信貸規模有了實質性增長，今年一月更是創下增量的歷史新高，有力地支持了實體經濟。

　　 要繼續實施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央行的三大調控手段中，減息是最有力的手段也是不能常用的手段，而且如前文所述目前也不宜使用，票據手段的力度又稍嫌不夠。因此，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應該是最佳手段。

　　 目前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4.5%，為1985年以來的最高點，仍出于歷史較高水平。相對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凍結了大量的資金，限制了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不利影響已經明顯顯現時，過多的銀行資金被“閑置”就有些“浪費”了。按照1月末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48.16萬億元計算，存款準備金率每下調一個百分點，就可增加流動性4800億元。由于我國銀行的收入來源仍以利差為主，在利率不變的情況下，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既增加了市場流動性，還擴大了銀行的利潤空間，同時，也不會改變現在的正利率的格局。從歷史上看，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就多于利率調整，是常用的有效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

　　 因此，在利率保持相對穩定時，“把存款準備金率做到一個適當的水平上”，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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