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明

　　當前我國的各類宏觀政策就是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和匯率政策一齊發力，這種聯動要形成貨幣供給擴張、財政支出擴張和國際收支三者新的平衡。在此背景條件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其他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同時要配合好其他政策

　　貨幣政策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

　　自2008年9月起，我國實際上就已啟動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多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2008年底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降至2.25%和5.3%，接近1998年的水平。利率下調直接刺激了貨幣供應量增長，2008年貨幣供應量達到17.8%，貸款增長18.7％，為近5年來最高水平。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目的在于向實體經濟大量輸血，從而拉動投資和消費。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利率下調2個百分點，力度是相當大的。2007-2008年兩年內利率上調了兩個百分點，現在兩個月就調回來了，反差是明顯的。199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逐步降息，當時一年內存款利率下調了1.44個百分點，貸款利率下調了1.71個百分點。可見，這次調整出拳之快、之重大于上次。

　　貨幣供給的大幅度擴張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其次，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我國目前正處于政府鼓勵投資擴張階段，銀行當然樂于放款，而不是購買更多的國債。再其次，貨幣供給急劇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顯然，貨幣政策不是沒有作用空間。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這不能說是弊多利少的事情。這恰好能夠自動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

　　 匯率政策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政策對財政支出有著多重直接影響。這種影響既會通過貿易結算價格體現出來，也會通過匯率變動對實體經濟狀況的約束體現出來。近年來，人民幣總體上說處于升值勢態。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基礎貨幣膨脹壓力，對實體經濟運行也產生了多重約束作用，并傳導到了財政運行。

　　首先，人民幣升值直接形成了兩種減收：一是貨物出口下降會減少出口企業的部分流轉稅（如各類附加）和企業所得稅；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勢下，為了刺激出口我國連續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如紡織品、陶瓷），這實際上是要抵消人民幣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價格上升效應。但為此，財政要減收5000億以上。

　　其次，人民幣全面升值使用美元、歐元、加元、澳元等各種國際化貨幣結算的商品的進口價格都會同比例下降，這直接導致進口環節流轉稅減收。人民幣升值，實際上又強烈刺激了服務貿易的進口。服務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處于上升勢態，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大服務貿易國。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一直處于逆差狀態。人民幣升值會加大逆差額。從財政角度看，服務貿易進口額擴大，會使一部分稅收流到國外，反過來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服務貿易出口。突出的表現是人民幣升值刺激了國外旅游人數和留學人數增加，從而使消費性稅收流到外國。

　　投資政策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

　　轉軌時期，我國政府經濟增長調節模式的特點就是通過調控投資來實現政策目標，壓增長靠壓投資，保增長靠擴投資。本輪投資擴張政策有三大特點：一是規模大。繼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萬億投資計劃之后，各省紛紛跟進，目前宣布的投資規劃已突破20萬億；二是結構轉變明確，向公共產品供給傾斜，比如災后重建、保障性住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三是把宏觀調控和長期戰略有機結合起來，比如鐵路建設投資和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投資。

　　從理論上講，為應對國際經濟衰退對中國的影響，解除投資抑制確屬明智之舉，適度加大政府投資性支出也是必要的。但問題是投資規劃的確定要與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結合起來。目前在投資管理權限方面已再度向地方放權，然而更為核心的是要進一步改革投資決策機制，其中涉及到的關鍵問題有兩個：一是要打破一屆政府做一輪投資規劃的做法。似應認識到重大政府投資項目屬于全局性、長遠性項目，涉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格局，不能搞重復建設和推倒重來。二是確定政府投資項目決策必須把技術、公共需要和資金來源預算三者的可行性論證統在一起做。不能先批項目，再說資金來源。當前我國落實龐大的政府投資規劃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投資決策機制的寬松性與資金來源緊約束的對立。

　　 綜合性結論

　　第一，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與西方國家相比有兩大不同點：一是西方國家面臨的是經濟增長率降至2%以內、2009年甚至有可能負增長的局面，我國的經濟增長率2008年還保持在9%，按照較為悲觀的估計2009年經濟增長率也在6%。顯然，兩者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大不一樣的。因此，前者是要實現恢復性增長，后者則是要保持高速增長；二是西方國家是在基本經濟制度穩定的條件下實施宏觀調控，我國則是在深化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施宏觀調控，這也就是說前者的宏觀調控不涉及如何與制度變遷相呼應，而后者則要考慮如何與體制改革相互助推。這兩點區別實際上說明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難度更大。

　　第二，任何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所采取的宏觀措施都是一個政策體系，其中每一類政策都不是孤立的，各類政策之間有著內在平衡性。當前我國的各類宏觀政策都以保增長為目標，都在刺激需求擴張。歸結起來，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投資政策和匯率政策一齊發力，這種聯動事實上要形成貨幣供給擴張、財政支出擴張和國際收支三者新的平衡。在此背景條件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理應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其它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同時要配合好其它政策。由此出發，可以說，財政政策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萬能的，財政支出擴張究竟應該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種因素約束，而且當其它政策已發揮出刺激需求作用時，可考慮壓低財政支出擴張度。

　　第三，當前政府刺激經濟增長主要依賴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大手段，當這兩大政策同時擴張時，彼此具有內在協調性，我們應該把握好對兩大政策的依賴度。從理論角度看，在高儲蓄條件下靠過度發債來擴張支出進而刺激增長，后續的成本要比利率下調誘致投資擴張帶來的成本高的多。所以，如果當前貨幣政策效應能夠充分放大，那么，我們就應當適度壓縮財政支出擴張度。

　　第四，我國的財政支出擴張壓力事實上主要來源于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加速擴張和現期宏觀調控政策需求。當然，這兩種壓力彼此又有內在統一性。既然如此，誰更重呢？從政府職能角度看，前者應為重。換言之，當前擴張財政支出，與其它政策銜接時，更應把擴張點放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投資上，類似于鐵路建設、機場建設等項目，似應多讓其它政策發揮作用。進一步說，當財政擴張支出時，資金投向應有重點，特別是國債資金，主要應用于與社會保障、環境保護、教育等有關的設施的投資上。

　　中國財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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