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昆才

　　江蘇省南通市，與上海一衣帶水，距離僅一個小時車程，被譽為“北上海”，經濟總量也頗為可觀。

　　南通市統計局表示，從江蘇省統計局反饋的初步核算數據看，2008年南通市生產總值(GDP)達2510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13.3%，增幅在江蘇全省13個省轄市中名列第五。

　　在全國信貸激增的1月，南通也不例外。截止到2009年1月末，該市金融系統各項貸款余額1973.1億元，比年初增長12.68％，同比多增5.25個百分點；信貸增量達該市2008年全年信貸投放總量的80％，其在江蘇省同期信貸增量中的占比，也由2008年全年的6.6%躍升為8.7%。

　　然而，這樣的數據令監管者喜憂參半。

　　2月17日，江蘇銀監局南通銀監分局局長周洪生告訴本報記者，從該局調查情況看，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走向不明、信貸行為仍較審慎以及寬松貨幣政策刺激貸款規模增長的雙重作用下，銀行信貸投放呈現“二元化”特征。

　　周洪生坦言，這種狀況如持續，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三農”發展、城鎮就業和實體經濟復蘇進程，應盡快采取措施。

　　“二元化”的四種表現

　　近年來，南通成為商業銀行拓展小企業業務的重點地區，多家銀行將南通定為此項業務的試點地區。

　　但南通銀監分局調查發現，信貸投放的二元化首先體現在大小客戶之間，表現在貸款進一步向大客戶集中，小企業貸款仍比較困難。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南通全轄5000萬元大額授信客戶數達583戶，貸款余額750億元，比年初增長18.11％，高于貸款平均增幅5.41個百分點。而7.3萬戶小企業貸款余額為223億元，比年初增加15億元，增長7.21％，低于貸款平均增幅5.49個百分點。

　　“吸納就業能力最強的小企業，經營狀況和貸款狀況沒有得到有效改善，不利于在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下，盡快擺脫困境，發揮其促進就業作用。”周洪生表示。

　　其次，城鄉貸款呈現二元化。表現在城區貸款激增，“三農”貸款受限。

　　1月，南通以服務“城區”客戶為主的5家大型銀行貸款增量高達166億元，市場份額75％，比年初大幅增加20個百分點；而以服務“三農”為主的農村中小金融貸款增量為30億元，市場份額13％，比年初下降13個百分點。

　　同時，郵儲銀行涉足信貸資產業務的時間較短，體制機制尚未健全，一些縣域網點人手少、經驗不足，導致其資金回流農村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渠道還不是很暢通。當月該市郵儲銀行新增存款35億元，而新增貸款不足1億元。農業貸款市場份額繼續下降，余額為152億元，比年初增加4億元，市場份額僅為7.75％，比年初下降0.81個百分點。

　　第三，信貸虛增與實增二元化。這表現在貸款總量膨脹，主要依靠的是沒有實際增加社會資金的貼現貸款支撐。

　　1月，南通市貼現貸款余額252億元，比年初增長74％，占全轄貸款增量的48％，而非貼現貸款余額1721億元，僅增長7.16％。

　　保證金比例是衡量票據信用放大效應的主要指標。南通銀監分局調研發現，用于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占比很高。如南通1月新增票據保證金存款138億元，與新增銀行承兌匯票比例高達86％。

　　周洪生表示，高保證金比例的貼現貸款僅是賬面信用增加，并沒有帶來實際資金。

　　調查顯示，各銀行大幅增加貼現貸款，主要是在企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先用簽發票據、貼現手段，撐足全年貸款規模，以后再在貼現與非貼現貸款之間進行結構性調整。

　　同時，票據大幅增加的背后，存在循環開票虛增存貸款、單一客戶向銀行套利、集中投向政府背景及大客戶現象。如某大型銀行縣支行1月份累計貼現6億元，其中3戶政府背景企業共4.08億元，其余42戶僅占3成。

　　周洪生表示，由于1月份保證金存款利率(1.98%)與貼現貸款利率(1.71%)存在倒掛，企業出于套利目的，推動了貼現業務的發展。

　　一位銀行監管專家稱，票據融資對于緩解企業資金緊張有一定作用，但主要表現在心理影響上。他舉例稱，如果銀行給企業提供1億元流動資金貸款，企業將資金存入銀行開出1億元票據；雖然企業實際可用的資金仍是1億元，但賬面上體現的信用總量是2億元，這樣企業花錢的感覺和勇氣相對更大些。

　　據江蘇媒體報道稱，在2008年中央新增1000億投資計劃中，南通共爭取項目44個，計劃總投資14.11億元，爭取中央預算內投資1.56億元。項目分布在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以及自主創新和產業調整等四方面。

　　銀行對于項目貸款的熱衷，導致了第四個“二元化”出現在生產型與非生產型企業之間，即用于基礎設施、土地儲備等政府背景類貸款快速增長，而生產型企業貸款增長十分有限。1月份南通政府背景類貸款增加50億元，比年初增長30％，占非貼現貸款增量的43%。

　　某大型銀行南通分行1月新增貸款43億元，剔除貼現、政府背景以及個人消費類貸款，用于企業生產的流動資金貸款增量僅1億元，生產型企業的貸款增量僅為非生產型企業的1∕12。

　　信貸寬松“悖論”

　　目前，“兩種情況并存，一是信貸投放勢頭很猛，二是社會有呼聲，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融資環境并未得到改觀。”前述銀行監管人士表示。

　　他認為，這背后反映的，首先是經濟問題，而不是信貸問題；關鍵在于東南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形成的，外向型、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當前受外圍市場不振，對中國產品需求驟減等因素影響很大。

　　“這給企業造成很大壓力，一部分企業手中沒有訂單，生產、銷售的循環難以持續。”上述監管專家直言，在此過程中，企業包括勞動力成本在內的各種成本上升，在國際上的一些比較優勢在喪失；而在經濟前景不明朗，風險加大的背景下，類似科弘等風險事件的發生，也讓銀行的信貸投放更加謹慎。

　　不過，周洪生認為，個體銀行理性規避風險的同時，也帶來了整體信貸投向結構失衡的非理性行為；從票據融資虛增、政府背景企業貸款用于基礎設施現象分析，信貸資源顯然沒有配置到急需振興的紡織服裝、船舶等工業制造業。所以，“二元化”的第一個弊端是既不能給銀行帶來長期利好，又影響“保增長、促發展”目標的實現。

　　而“二元化”的第二個弊端是不利于貸款風險控制。南通銀監分局表示，在當前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拉動內需的背景下，銀行普遍上調政府背景貸款的信用等級，曾經納入限制類的交通建設等政府背景客戶轉身成為優質客戶。

　　該局表示，新一輪政府貸款熱，暴露了銀行過度授信、抵押擔保不落實、貸款項目進展不透明、貸款項目與中央拉動內需項目脫節的共性問題；這一信貸結構的演變，一方面導致政府背景貸款風險集中集聚，另一方面有可能誘發重復投資，達不到拉動內需、促進發展的既定目標。

　　第三，信貸投向“二元化”不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據了解，銀行主觀上支持小企業和“三農”意愿本不強烈，加之部分銀行要求紡織、化工等行業全年非貼現貸款“零增長”，造成當地特色小企業遭遇信貸瓶頸，不利于改善就業以及更好地擴大農村內需。

　　2月18日，南京博達投資咨詢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康濤對記者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保住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保住企業家，保住崗位和生產能力(包括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等)。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向縱深發展，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康濤受理的企業債務重組案例逐步增多。“我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想辦法給企業‘止血’，通過債務重組，讓銀行資金能夠繼續支持企業，而不是簡單地收貸、流出。”康濤說，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如果這些企業倒閉，銀行也會有損失。

　　擠出信貸“泡沫”

　　“二元化”結構看似簡單，卻反映出銀行要真正做到信貸上的區別對待，尚需努力。此前，監管部門高層要求銀行對每個重點客戶深入做好調查分析，重新評估風險狀況，實施差別化信貸政策。

　　對企業進行準確分類，個中大有文章。前述監管專家分析，目前大致有三類企業，一是資金狀況良好的企業；二是生產經營活動難以持續，但還沒有“咽下最后一口氣”的企業，銀行自然不敢向此類企業放貸；第三類企業有訂單和市場前景，生產銷售均可持續，但在社會大環境影響下，銀行對其信貸投放變得審慎。“這就要求銀行準確找到第三類企業，予以扶持。”他建議。

　　對于“二元化”問題，南通銀監分局也開出藥方。

　　首先，發揮經濟杠桿調節作用，擠出信貸泡沫。周洪生建議，各銀行通過科學的績效考核機制，建立分類考核貸款品種的貢獻度，通過經濟資本配置、貼現利率水平等經濟杠杠引導基層銀行金融機構信貸投向，通過合理調整，擠出信貸虛增。

　　其次，發揮政策杠桿拉動作用，平衡經濟格局。在解決信貸城鄉、大小“二元化”之際，應盡快制定小企業和“三農”貸款貼息、核銷政策，鼓勵銀行加大投入。

　　第三，發揮監督杠桿管理作用，強化合規經營。監管部門要加強票據業務監管，堅決制止循環開票虛增存貸款以及貸款作為保證金的行為。各銀行完善政府背景類貸款管理辦法，防止貸款挪作他用，防止過度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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