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遠

　　經過近30年的改革，中國農村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制框架。這個根本性改革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使得農業發展越過了長期短缺階段，呈現出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的新格局，解決了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了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革和小城鎮發展，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經濟社會進入建設新農村和城鄉統籌發展的新階段。總結近30年來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改革實踐表明，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的生產決策和物質利益問題，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農業政策改革也提供了同樣的證據。例如，2000-2003年，由于農民稅費負擔過重，生產成本過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到2003年，糧食總產量跌到8613億斤。2004年和2005年實行的“兩減免、三補貼”政策，使農民得到了直接的好處，兩年間糧食增產1000多億斤。近年來，農村教育、衛生事業和村民自治等改革，也激發了農民從事新農村建設的熱情。因此，經濟上保證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是農村改革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始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

　　其次，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依靠農民群眾的力量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體，也是最富于創造性的力量。改革開放以來，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這兩個新事物都是農民的偉大創造，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農民所具有的首創精神還表現在借助于市場的勞動力流動，不僅打破了城鄉的藩籬，而且為城市經濟和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要繼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發揮農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新農村建設能否取得進展的決定性因素。

　　此外，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一直是貫穿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條主線。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農產品市場流通體制改革、農村金融和財稅等體制改革、國家宏觀調控體制改革等，都是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來進行設計和實施的。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基本上建立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理順了農村最基本的生產關系，確立了農戶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地位。通過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形成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把農業和農村發展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

　　最后，根據不同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要求，循序漸進地推進農村改革和建設事業。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階段性變化表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根據不同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要求進行改革，這也是中國漸進式改革方式的突出特征。從農村改革突破到建立市場經濟和推進新農村建設，中國的改革在各個階段上雖然重點不同，但都依次遞進、一脈相承。從宏觀層面看，也是如此。中國首先啟動農村改革，以農村的改革和發展推動城市改革，又以城市的改革和發展支持農村，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之路。目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目標是要建設全面小康的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在新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環境下，由于農業和農村發展已與城市經濟、國民經濟的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因此，就需要從全局的高度，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解決新的發展階段下的“三農”問題。

　　隨著我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今后的農業和農村發展將與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趨勢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看待和采取什么樣的途徑來解決“三農”問題，將直接影響著今后中國農業和農村的長期發展，關系到新農村建設和城鄉統籌的方向。

　　如果說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有著從工業化早期的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過渡到工業化中后期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轉變趨向的話，那么，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干預行為，旨在協調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追求和實現平衡增長與發展。那么，中國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過程中，就需要對“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及其挑戰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把握。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觀察中國的“三農”問題：第一個層次是“三農”問題本身，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我們將其局限在“農”字上來看農業、農村和農民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面臨什么挑戰；第二個層次是“三農”問題與非農產業、非農地域，以及與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即要在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來看“三農”問題；第三個層次是要考慮中國農業與世界農業的關系，中國農村與世界市場的關系，中國農民與世界上其它國家農民的關系，即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來談“三農”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看，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恩格爾消費定律的作用下，農業份額下降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也是理解“三農”問題的核心。改革以來，中國農業的產值份額在不斷下降，從27.9%下降到目前的11.8%。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農業份額將會進一步下降。這是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過程的共同經歷。例如，今天日本的農業產值只占GDP的1.3%（2004)，韓國只占3.2%（2004），我國臺灣地區只占2%（2002）。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農業產出份額的下降、農業就業份額下降，非農就業比例上升，工業化發展還帶來城市化水平上升，這些都是同步發生的。這種由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步變化，也被稱之為結構轉換規律。

　　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戶籍制度改革滯后等因素的制約，盡管農業份額隨著經濟增長比例不斷下降，但是農業就業比例和城市化水平并沒有出現同步變化。大量人口仍然滯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可能有較快的提高，城鄉差距隨之產生，這也是造成“三農”問題的根源所在。

　　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出現所謂的“三農”問題。對它們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要是農業問題，也就是農產品供求問題。而且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比較優勢不斷喪失，是發達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是一個可耕地和水資源都非常稀缺的國家，而大宗農產品的生產，如糧食、棉花等都是土地密集型和消耗水資源較多的產品。相比之下，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相反，蔬菜、園藝、花卉等經濟作物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由于這些產品還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和需求彈性，因此，具有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在后WTO的全球化時代，中國農業發展需要通過發揮其比較優勢來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

　　隨著農業產值比重和農業就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中國未來農業的發展方式也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新的投入和生產裝備、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和銷售方式，也就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很顯然，提高農業科技的創新能力、深化農業生產和流通體制改革、培養現代新型農民，將是下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發展現代農業、建設新農村的主要任務。

　　農業就業比重下降意味著非農就業比重上升，也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將會把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收入水平不能得到提高，從而導致消費不足，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隨著農業收入不再是推動農民收入增長的主導型力量，非農業收入將逐步成為推動農民收入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從本質上講，農民收入問題是一個就業問題，只有開通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的勞動力市場，才是打開農民收入問題“死結”的鑰匙。這樣，就需要通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解決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問題，促進城市化健康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

　　從“三農”問題本身看，農村是農業、農民發展的環境和背景，也是“三農”問題的匯合點，是“三農”問題的地理概念的體現。農村經濟不繁榮，社會問題多是農村的問題所在。在統籌城鄉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除了做好城鄉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均等化等工作外，還應該考慮采取有別于過去的主要關注農業及其競爭力的發展方式，把農村各部門（如農業、制造業、旅游業、信息服務業）的發展作為整體納入統一的發展內容，提升農村整體的競爭力，促進農村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中國發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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