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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生：改革開放30年的科學抉擇
祝福恩
[摘要] 黨的十七大確立的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突出了社會建設，并把改善民生作為重點。這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實踐的科學總結，又為下一階段改革開放確定了新的目標，顯示了我們黨對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
[關鍵詞] 改善民生；科學抉擇；新階段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1-1]這既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又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改善民生的理論基礎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先后誕生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中，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它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的經驗，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了社會新的發展要求。尤其是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這為改善民生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以極大的政治和理論勇氣，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這與中國農民為生計所迫在農村廣袤的土地上點燃改革開放的星星之火相呼應，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探索。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鄧小平將此道路概括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開始就內在地包含了改善民生的政治價值取向。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在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經驗基礎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歸根到底是要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以往任何一種發展觀不同，科學發展觀不僅標明它以發展為第一要義，更是鮮明地提出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觀的核心。這就不僅體現了社會發展必須遵循客觀規律的科學性，同時也體現了社會發展最終是為了人民這一價值取向的正確性。在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在實踐層面解決好民生問題，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可以斷言，作為科學發展觀核心的以人為本，實則是以民為本，這個“人”就是“民”。科學發展觀把以人為本作為核心，為推進社會建設、改善民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改善民生的必然選擇
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戰略目標。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我們的目標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個小康社會……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2-1]受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鄧小平更多地是在經濟層面上界定小康社會及其目標和實現路徑。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我們黨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規律的基礎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2]。
這里突出社會建設、改善民生方面的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回顧30年的改革歷程，鄧小平首先在1979年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概念，并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圍繞這個重大戰略，進行了具體實施和創造性的推進。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對第三步目標進行了前瞻性的思考，黨的十五屆一中全會明確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黨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并提出了“六個更加”的要求，即“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3]。在領導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由“三位一體”提升為“四位一體”，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在這里，社會建設的重點，就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社會建設的切入點和載體。
從“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反映出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更加全面。應當看到，在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社會曾出現了片面強調物質文明建設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錯誤傾向，針對于此，鄧小平提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又出現了片面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的問題。盡管2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脫節的問題卻愈顯嚴重，如果這個問題不及時解決，必將嚴重影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為此，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由“三位一體”提升為“四位一體”，明確了社會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地位，并把解決民生問題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十七大報告把這“四個建設”提升到由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的高度，同時又專設第八章對民生問題加以闡釋，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社會建設的新階段，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和發展的政策更加全面。
三、改善民生的歷史依據
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因是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鄧小平在1992年曾提出了判斷改革成敗的“三個有利于”標準。這個標準不僅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的理性反思，也是對蘇東劇變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在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中，我們黨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視角對蘇東劇變進行了反思和總結，認識到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去民心。在蘇聯解體前，《莫斯科新聞》曾刊載過一項民意調查：對“你認為蘇共的改革代表誰的利益”這一問題，回答蘇共代表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利益的，只占2%；回答蘇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只占7%；回答蘇共代表黨的機關工作人員利益的，高達85%；回答蘇共代表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團”利益的，占13%[4]。由此可見，蘇共亡黨是其拋棄人民在先，而后又被人民所拋棄。
人民為什么拋棄蘇共？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蘇共執政74年沒有解決好民生問題，人民沒有在生活中感受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取得政權之前，蘇共承諾給人民“和平”、“土地”和“面包”，這三個口號使蘇共贏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并最終取得了政權。按理說蘇共在取得政權后應當把這三個口號變為現實，不斷改善民生，滿足民生需求。但蘇共不僅沒有兌現“和平”、“土地”、“面包”的承諾，反而制造了一種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高壓政治。對此，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任蘇聯總理的雷日科夫和蘇共第二書記的利加喬夫，在分析蘇共亡黨原因時說過，蘇共為所謂的政治犧牲了民生，失去了民心。利加喬夫說：“經濟一次次地成了政治的犧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銷匿在個人政治奢望的圍欄下”[5-1]。到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出現嚴重困難，主要經濟效率指標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都未達到，到1982年人民的實際收入跌到了零增長，到人民陷入對蘇共的完全失望狀態時，人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沙俄時期。人民群眾的利益根本得不到滿足，生活得不到改善。
“土地歸農民”曾是蘇共動員農民的著名口號，農民相信這個口號而參加了革命，并在國內戰爭中為土地付出了成千上萬的生命。蘇共執政后卻忘記了這個口號，搞優質產品糧征集制、全面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斯大林在同丘吉爾的談話中曾承認，蘇共在消滅富農過程中，消滅了110萬農戶，集體化又使農民變成了無土地、無生產資料、無大牲口的“農業無產者”。戰后蘇共又對每一棵蘋果樹、每一只母雞都征稅，與此同時，蘇共在全國卻建立了不同等級的特供商店供官員們享受，此時人民對蘇共已經由失望變成了反感和厭惡。
戈爾巴喬夫時期，他所領導的改革并沒有給人民帶來切實的實惠，民生難題也沒有得到解決。此時，身負執政重任的蘇共，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淡忘了。利加喬夫對此曾說：“當1990年秋田野上出現大豐收時，一個用愛國主義精神把人們在共同的、真正全民的事業中團結起來的天賜良機，被失去了、錯過了。所有社會力量都關注著如何能全面取得豐收，因為爭取豐收能成為一種凝聚因素，若獲得成功就會扭轉社會悲觀情緒，賦予人們新的信心。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這個天賜良機和大豐收，都在徒勞的政治爭論閑談胡扯中失去了。”[5-2]此時，人們對蘇共由反感、厭惡轉向了對立和反對，大大加速了蘇共的滅亡。
相比之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一開始就立足于解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著眼于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當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看到改革政策得到人民支持時，他高興地說：“我們現在的路子走對了，人民高興，我們也有信心。”[2-2]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勝利的，人民應當共享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江澤民同志高度重視對蘇東教訓的總結，尤其是對那些執政多年的大黨老黨失敗教訓的總結，立足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歸根結底是要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中國實際出發，鮮明地提出了社會建設的概念，并把改善民生問題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和首要任務。這既是對蘇東劇變悲劇的理性總結，又是對改革開放30年實踐的科學提升，為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改革開放明確了進一步深化的路徑。
四、改善民生的現實要求
改革開放30年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30年，是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30年，是不斷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30年，因此也是不斷證明和提高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30年。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1978年我國生產總值的總量只有3 600億元，1986年突破1萬億元，到2007年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24.66萬億元，上升到世界第4位，我國外匯儲備超過1.52萬億美元。這為我們黨推進社會建設，解決好民生難題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由于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諸多問題，影響著民生的改善。如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不夠協調，連續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投資、出口，到2007年才首次超過投資達到4.5個百分點(投資是4.4個，出口是2.5個)。從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看，在人均GDP超過2 000美元時，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一般為80%左右。而我國消費率低，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因此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提高居民消費率，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的關系，以保障民生問題的解決。
從我國現實看，居民消費率低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我國現實的分配體制和格局存在問題。據有關部門統計，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勞動者勞動報酬增長比較快，但與經濟效益的提高，與GDP的增長特別是與資本要素收入的增長相比是偏慢的。這些年，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總額中的比重是下降的。1992年至1999年，勞動報酬比重保持在51.5%—54.6%之間，但在2000年以后則明顯下降，尤其是2002年以后每年以2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2004年降至47.2%，13年下降了7.4個百分點。由于同期城鄉勞動力總量仍在增長，勞動力就業人員的絕對量在這13年間增長了14%，所以居民的平均勞動報酬實際上是下降的。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體制出現問題自然影響民生問題的解決。其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如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收入分配、住房、物價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即老百姓所說的“五難”：上學難、就業難、看病難、養老難、住房難。由于以往沒有提出社會建設，因此在民生問題上投入不夠，有些民生支出還要群眾自己承擔。由此可見，改善民生的任務相當艱巨，不僅缺口大，欠賬多，而且涉及多方面的、深層次的體制改革。
面對改善民生的多重難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現實出發制定了“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與生活”的戰略，指出，要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1-3]。這兩個“人人享有”是讓所有的人共享改革和發展成果，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據有關專家統計，以往我國基本享受社保的人數僅占25%，75%的人并沒有享受社保。我國享有基本醫療服務的人數僅占15%，85%的人并沒有享受醫保。特別是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被排斥在外，這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十七大確立的“五個有所”涵蓋了整個民生問題，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具體規劃了民生政策推進的路線圖。如中央財政2008年在教育上的投入達到1 562億元，使提出22年的義務教育于今年秋天變為現實；為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央財政2008年安排2 762億元；為加快建設覆蓋城鄉的居民醫療保障制度，中央財政2008年安排832億元，新農合標準由每人每年50元，2年時間提高到100元，對參合居民的補助標準由40元提高到80元；為加快廉租住房制度建設，中央財政2008年安排68億元；還有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等等。其目的是推進社會建設，踐行以人為本，做到改革和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這既是由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決定的，也是改革開放30年后我們黨必須堅持的工作重點。
科學發展不僅要重視效率，更要注重公平。我們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把民生問題解決好，調動和激發人民群眾的改革開放積極性，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社會主人、改革主力的作用，讓人民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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