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關云 羅小軍

　　 2月16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抵達她此次亞洲之行的第一站日本，隨后她將依次訪問印尼和韓國，然后于20日抵達中國進行為期三天的訪問。此次亞洲之行，是希拉里就職以來的第一次海外出訪。國務卿就職不到一個月就出訪海外，這在美國歷史上并不常見。

　　 “希拉里在就職后如此短的時間內出訪亞洲意義重大，她會非常積極地嘗試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系�！� 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這樣評論道。

　　 他補充說，奧巴馬政府就職后面對的是7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而與此同時，反恐等多重問題依舊困擾著美國，美國與俄羅斯的關系也已經降至冷戰結束后的最低點，因此，2009年已經成為國際格局發展的一個分水嶺。

　　 芮效儉這個在南京出生的美國人，是中美關系發展的見證者和推動者之一。他曾經參與了中美建交的全程談判。1991年至1995年之間，他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在2001年淡出政府部門之后，他仍然致力于推動中美交往，目前擔任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系研究所”主任一職。今年2月14日，他還以美國亞洲基金會理事的身份，在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舉行的《美國在亞洲的角色》白皮書的發布儀式上發表了演講。該書是美國亞洲基金會為美國新政府準備的亞洲政策建議。

　　 芮效儉認為：金融危機過后，中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會進一步縮小，美國必須要學會去面對中國的崛起。參與該項目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心伯教授也指出，長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中美關系，目前正在隨著兩國經濟相互依賴度的增加而變得更加平衡。他認為：“美國不再是領導者，而是合作伙伴。”

　　 而美國以同盟/非同盟區分來考慮亞洲局勢的這一傳統思維必須轉變。吳心伯教授進一步指出：在區域事務和經濟領域，中國這樣的非同盟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一些同盟國，政治劃線的傳統方法已經不再適用，美國必須采取新的方式來與亞洲交往。

　　 在中美關系面臨變革之際，代表奧巴馬政府來華進行第一次親密接觸的希拉里，身上背負了什么使命？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將如何調整？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對芮效儉這位中美關系專家進行了采訪。

　　 國務院：對華政策的主導者

　　 《21世紀》：奧巴馬政府就職后，派出副總統拜登出訪歐洲，國務卿希拉里出訪亞洲。這種安排是否有特別的含義？是否反映出新政府對兩個地區的不同重視程度？

　　 芮效儉：在行政科層上，副總統拜登是美國的第二號國家領袖，國務卿希拉里其實可以被看做美國行政體系中的常務副總理（executive vice premier）。當然，美國沒有總理這個職務，總理的職務實際上由總統兼任。

　　 在政策執行上，國務卿的地位要比副總統更加重要，她不僅要領導國務院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而且直接對總統負責，不需要再經過副總統。

　　 因此，雖然在外交級別上副總統更高，但是無論在現實世界中，還是在美國歷史上，國務卿的作用要大于副總統。

　　 從長遠來看，亞洲對美國而言是最為重要的區域，因為亞洲的中國、印度等國正在崛起，迅速發展進入現代社會。東亞地區之所以尤為重要，不僅因為只有這個地區可能引起全球幾個大國之間的戰爭，也因為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學習。

　　 《21世紀》：在對華政策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亞太事務主任杰弗里·貝德、拜登副總統和希拉里國務卿各自扮演什么角色？發揮多大作用？

　　 芮效儉：我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副總統目前在對華政策方面的相對角色還不為人知。副總統拜登外交經驗豐富，但不主導東亞政策。拜登雖然是奧巴馬非常信任的一個咨詢對象，但他自己也說不愿意重演“切尼模式”，去當一個過于強勢的副總統。如果奧巴馬沒有保證希拉里將是位名副其實的國務卿的話，她是不會接受這一任命的。所以我覺得希拉里在對華政策上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希拉里不是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但如果國務院與國家安全委員會能夠保持良好的關系，那么熟悉中國的杰弗里·貝德能夠給希拉里提供很大幫助。而據我目前了解的情況，未來兩個機構更有可能合作，而不是對抗。

　　 《21世紀》：有媒體報道，美國國務院將代替財政部主導未來的“新版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做出這種調整的目的是什么？

　　 芮效儉：這是一種尋求平衡的體現。在以前的SED中，美國會派出由財政部部長領銜的五六位部長出席會議，與中國分管金融的副總理所率領的多名部長舉行討論。但在政治外交層面，中美之間的戰略對話（Senior Dialogue）只是由美國副國務卿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來主導。為什么這兩種對話在級別上這么不平衡？難道說經濟因素在中美關系中所占的地位已經遠遠超過了外交、政治、安全等領域？我覺得有必要尋找一個更加合適的兩國對話機制，把這些領域的問題提高到經濟金融問題的同等高度進行討論。

　　 利益集團：

　　 能源外交新政壓力依舊

　　 《21世紀》：這種新的雙邊對話機制和過去的機制相比，在具體議程設置上應該有什么不同?

　　 芮效儉：華盛頓目前正在設法尋找一個機制來確保中美雙方在各個領域內的問題都能夠得到恰當的解決。甚至已經有人建議中美開啟第三類對話，來解決全球變暖、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

　　 《21世紀》：你談到了能源問題，你認為奧巴馬政府在京都議定書等環保議題上，是否會采取與布什政府不一樣的政策？他是否能夠頂住美國國內相關利益群體的壓力？

　　 芮效儉：奧巴馬能否頂住國內那些擔心環保政策變化的人的壓力，還有待觀察。不過他的政策和布什政府的政策肯定會不一樣，會完全不同。奧巴馬高度重視環保方面的問題，他希望取得進展。你將看到奧巴馬政府以非常積極的態度去處理這些問題。

　　 《21世紀》：據我們了解，奧巴馬非常重視新能源，而中美在之前的SED談判之中也已經簽署了能源方面的長期合作計劃，新能源是否會成為未來中美對話的新熱點？

　　 芮效儉：全球變暖和環境污染與能源利用方式緊密相關，但單純關注新能源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即便是在全美利用風電最多的得克薩斯州，風電也只占到用電總量的10%。中美都需要開發新能源，也都需要不斷開發更加環保的使用煤炭發電的方式。清潔能源前景廣闊，我們可以逐漸增加其比重。但如果忽略中美兩國仍將長期依靠煤炭的現實的話，全球變暖和環境破壞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中美在此前的SED中已經達成在煤炭利用技術方面的合作，涉及到煤轉氣等技術。這只是雙方在此領域進行合作的一個試驗性項目。我覺得兩國應該在這方面加強合作。

　　 “購買美國貨”：

　　 貿易保護主義不足取

　　 《21世紀》：你在演講中提到，在當前的形勢下，奧巴馬在競選中所承諾的一些政策已經不再適用，需要盡快調整。這里面是否包括那些與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相關的政策？是否包括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言論？

　　 芮效儉：與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相關的政策的確需要調整。奧巴馬在競選中的一些言論確實反映了這些傾向，但由他指定的負責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的團隊并不支持這些傾向。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一差別。

　　 如果美國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只會帶來更加嚴重的后果。而現在的問題是，貿易保護主義者會給政府、國會施加壓力，以影響經濟刺激計劃。不過，我覺得奧巴馬會在屈服于這種壓力和盡快帶領美國經濟走出衰退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

　　 指責中國操縱匯率的言論也需要進行調整。據我所知，奧巴馬總統與胡錦濤主席特別針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我覺得，這個說法是財政部部長蓋特納提出的，并不能準確地反映整個奧巴馬政府的觀點。人民幣匯率肯定是中美之間的核心議題之一，至于是否存在中國操縱匯率的問題，則有待商榷。

　　 《21世紀》：美國最近的救市方案中出現了“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這個限制條款。很多中國商人對此非常擔憂，這是不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一個信號？

　　 芮效儉：美國存在貿易保護勢力，他們的行為非常危險。號召購買美國貨不是一種“靈活實力（smart power）”的體現，也并不是一個明智的政策。華盛頓的官員們知道這一點。所以問題在于政府是否能把這些危險的觀念排除在經濟刺激計劃之外。也許結果并不完美，但我相信華盛頓會把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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