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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理達 周慧蘭
美國人靠貿易保護應對危機?
《21世紀》:2月10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8380億美元經濟復蘇計劃。在此之前,美國國會就方案的額度和內容爭論不斷,主要有哪些方面分歧?
金燦榮:首先是黨派利益之爭。原來的8190億美元方案在眾議院投票時,是嚴格按照黨派界限區分的。到了參議院就稍微復雜一些,但基本上也是按照政黨界限來投票的。共和黨人強調減稅,把錢留給老百姓;民主黨人則強調大規模的基建投資,由政府主導拉動需求。這可以看作是政黨的爭議或意識形態的爭議。
其次是自由貿易之爭。方案中關于購買美國貨的條款,在眾議院版本里比較強烈,而參議院版本則稍顯柔和。一部分人認為這一條款太過短視,長期來看有損美國人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則認為,這起碼對于眼前救急是有好處的。但是,參議院版本中除了美國貨條款外,還加了一個美國人條款,要求銀行在裁員的時候必須先裁外國人。
三是地區之爭。基礎建設投到哪,哪里就能增加就業,所以各個地區的代表要爭這一塊大餅。
《21世紀》:美國國會眾議院1月28日通過的總額為819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方案中規定,構成經濟刺激計劃主體的基建項目,包括聯邦建筑和學校,除極個別例外,將禁止使用外國進口的鋼鐵材料。而之后于參議院討論的文本,則要求所有經濟刺激計劃項目,必須使用美國制造的設備和商品。如何評價這一條款?
胡國成:這顯然是一種帶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政策。其主要背景是美國危機比較嚴重,失業率上升比較快——已經接近8%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病急亂投醫。美國國會內部現在傾向于解決短期問題的人比較多,著眼于長期問題的比較少。這不是一個好兆頭。
雖然這只是美國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所采取的一種臨時性措施,但不管怎么樣,越是危機時期越要防范貿易保護主義。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老大,它這樣做的示范效應很強,如果大家都跟著這樣做,整個世界經濟的復蘇就要往后拖了。
金燦榮:現在國際上對于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非常擔心,當眾議院通過了美國貨條款以后,加拿大、歐洲和日本都出現了批評的聲音,所以,到了參議院之后,它就變了形,有報道說是軟化,實際上不是軟化,而是變得更有技巧了。
例如,在鋼鐵項目上,現在的規定是不排除與美國有條約關系的國家,這一改變緩和了美國與那些批評聲音最大的國家的關系。但是,像俄羅斯、中國、印度這些國家還是被排除在外。實際上,美國的低端鋼鐵都是從中國進口的,中國是對美國出口鋼鐵最多的國家。倘若它不分青紅皂白對全世界一起制裁,執行起來就很困難;倘若只集中在幾個國家,推行起來則相對容易。所以,這么修正以后,方案的可行性增強了,對中國的傷害也變得更為現實。
當然,現在僅僅是議案,執行當局還有一定的靈活性,所以我們還有一定的談判空間。最大的可能是美國同中國、俄國、印度進行一對一的談判,我們也要求豁免,跟它交換條件。
《21世紀》:今年1月份,美失業人數高達近60萬,全國失業率已飆升至7.6%。美國國會參議院2月6日在經濟刺激計劃中加入一項議案,限制接受政府金融救援資金的美國銀行雇用外國員工。該議案是否可能促進美國的就業增長?
湯敏:就業是和宏觀經濟走勢密切相關的,并且是受很多復雜變量影響的。貿易保護會不會促進就業呢?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國在開放之前,可以說就是實行非常嚴格的貿易保護。為什么那時會有那么多知識青年下農村呢?為什么那么多農村人只能留在農村,而沒有農民工流動呢?根本的問題是就業不足。我們自己的沉痛教訓說明, 保護主義與封閉經濟根本不能創造就業,連城市青年的就業都創造不了,更不用說農民工了。美國1929年大危機時,保護主義使得衰退更為嚴重,也是很好的例子。
市場越開放,通過勞動分工,能夠給人們更多體面并且有效的就業。國與國之間,根據各自的生產結構,實現優勢互補,這種格局對所有國家都是有利的。盡管目前面臨的危機日趨嚴重,但我認為,大規模的保護主義、大規模的封閉市場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對于美國來說,如果不用中國產品,在短時間內不能實現替代和自給自足。全球貿易市場形成了之后,這樣一種倒退和回流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
《21世紀》: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里,各國從全球聯手轉向了貿易保護主義,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張宇燕:從人性或民族性的角度看,當面臨危機的時候,個人或群體首先想到的是自保和自救。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從美國目前的時局看,奧巴馬新政府上臺以后,面對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人們最期待的就是政府的行動,期待能夠在短期內可能立竿見影的“急救藥”。如果政府的政策同時伴以能夠打動人心的民族主義情緒,并或隱或現地為自己的危難找到一個外部淵源,則效果通常會更好。
當然,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抬頭,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美國的經濟狀況比之前的預想的更糟糕。我想這大致是一部分美國決策人士公開倡導貿易保護主義的基本動因。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目前的所作所為其實是順理成章的。其實誰都清楚,盡管貿易保護主義從短期來看會有一些效果,但以鄰為壑長期來說無異于飲鴆止渴。
金燦榮:現在拯救危機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國際合作、二是各國自救。去年11月15日在華盛頓召開的G20會議上有一個承諾,各國至少一年之內不推出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但是,后來一些國家開始偷偷摸摸地搞貿易壁壘。此外,每個國家都推出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但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國內的經濟刺激計劃還是國際合作,好像都比較空,于是大家就有點失望,失望之后就本能地通過自己能夠掌控的力量,如政府采購,來重點扶植本國產業。這體現了人的本能與觀念進步之間的某種平衡。
湯敏:我沒有這么悲觀。把現在的形勢看作是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是錯誤的判斷。從全球范圍來看,有沒有一些貿易保護主義?有。但那是大潮流中的小支流。現在的學者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主要是擔心它進一步擴大。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議案中的貿易保護主義,還沒有真正成為一種政策,還只是一種可能性。這里面貿易保護可能更是一種政治噱頭,或是一種政治手段,是為了博得更廣泛的支持,更容易得到批準。
全球化的世界陷入“囚徒困境”?
《21世紀》:如何評估美國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苗頭的影響?會不會引發連鎖反應?
張宇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流行,為全世界開了一個壞頭,這是一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以想見,其他國家一定會在抨擊美國的同時又以此為由而追隨美國,隨后各經濟體之間會以某些方式實行報復。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由于拒絕合作,人人為己卻又人人受損。
如何走出這種“囚徒困境”呢?首先是要把道理說清楚。其次是要創造機會讓各國決策者坐下來談判。理性的溝通和交流是遏制保護主義蔓延的有效方法。最后也是最關鍵的還是利益協調,因為危機對不同個人、群體和國家的影響是不同的,貿易政策是國內利益集團博弈的均衡結果。
關于經濟危機和貿易保護主義,我還想補充兩句。經濟學家熊彼特曾講過,大蕭條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次冷水浴。冷水浴讓人覺得很難受,但它對人的健康和成長有好處。除了字面意思,這句話還有這樣一種含義:經濟危機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另外,在一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世界中,獨自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其利益也未必一定受損。大量進口以本國貨幣計價和結算的物品與服務,對一個經濟實力足夠大、處于快速成長期、金融體系尚未完全開放的經濟體而言,很可能是使其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或關鍵貨幣的機會。
《21世紀》: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國會在1930年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了各國紛紛效仿的貿易戰,加劇并延長了當時的經濟蕭條。如何遏制目前各國“以牙還牙”的報復性貿易壁壘,以避免歷史悲劇重演?
胡國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思想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表現得更為強烈而已。歷史上幾乎每次出現比較嚴重的危機時,美國國內、國會甚至聯邦政府都會出現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聲音,表現最為徹底的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當時聯邦政府,特別是羅斯福,堅決主張暫時切斷美國和世界經濟的很多聯系,把自己保護起來。
但那時的情況和現在不同。那時美國有錢,1929年美國經濟早已經位居世界首位了,而且它并不主要依靠對外貿易。1929年的危機從美國開始,迅速蔓延到其它國家和地區。羅斯福政府當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主要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廢除金本位,禁止黃金出口;二是取消自由貿易,實行高關稅。這些措施對于當時的世界貿易的確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但它對于美國自身還是有好處的,它把資金、黃金都留在國內,有助于解決后續政策的資金來源問題。
現在的情況不同,美國沒錢,它實際上是靠別的國家購買美國國債來支撐的;而且美國的問題也不是由貿易逆差引起的。在這種情況下,采取以鄰為壑、設置貿易壁壘的辦法,雖可解一時之急,但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浪潮當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好辦法了,既阻礙全球的自由貿易,對美國自己而言最終也是得不償失的。要避免1930年代大危機時期世界貿易的可怕狀況再次發生,各國必須共同維護國際貿易原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湯敏:我認為不會重復發生這樣的悲劇。即使目前的危機演化為大蕭條,也不是因為貿易保護主義造成的。全世界的政府和經濟學家經過了1930年代的教訓,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容易死灰復燃的。而且,這么開放的世界,想封閉回去也不容易。真正要執行貿易保護,是有高昂成本的。如果美國對中國實行壁壘,中國也會實行報復,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所以,在這樣的貿易制衡當中,市場會有一個平衡。我們不必過于緊張。
金燦榮:在經濟不好的時候,人們會本能地求助于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現在的情況和1929年相比,條件還是好一些:一是大家的觀念在進步,知道不能以鄰為壑、各掃門前雪,這樣對誰都不好;二是國際制度變了,現在有WTO這樣的國際組織,這是過去所沒有的;三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存度比以前高得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所以,我們既要看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危險,也不要過分擔心,保護主義現象可能會抬頭,但不會成為一種潮流。
比貿易保護主義更嚴重的威脅
《21世紀》:如何評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言論對中國的可能影響?中國應該如何化解誤解和分歧?
張宇燕:我國去年的GDP大約是4萬億美元,出口總額是1.4萬億美元。從統計數字看,我國的出口無論是相對值還是絕對值都很高很大。去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是2700多億美元,占我們出口總額的約1/5。可想而知,美國貿易保護政策一旦付諸實施,對我國的出口企業勢必產生不小的負面影響。
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因保護主義的抬頭而影響信心。出口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也不能被無限制地夸大。和只計算增加值的GDP不同,貿易總額的計算過程中含有很高比例的重復計算。比如說我國計算機出口額中就包含了高額的進口部件成本。有研究表明,盡管中國出口總額占到GDP的大約35%,但從凈值的角度看,我國的凈出口只占GDP的7%-10%。如此看來,國際市場萎縮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也就不像通常認為的那么大了。保增長的關鍵還在國內。
中國能否在世界經濟衰退潮流中獨善其身,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能否適時地創造出足夠大的國內有效需求;二是我國受到危機沖擊的企業能否實現創新。
湯敏:比保護主義更嚴重的威脅,是美國等國家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咎于中國等東亞國家的高儲蓄率,并以此為借口在國際貿易中以及匯率問題上脅迫中國。美國如果大張旗鼓地搞貿易保護主義,全世界其他國家都會提出抗議。但這種危機根源論是針對中國一國或者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國家,很多別的國家會作壁上觀,甚至幫腔。對高儲蓄率這樣問題的辯論,專業性非常強,似是而非, 一般的人都似懂非懂,有一定的迷惑性。盡管目前這種論調已經趨于平緩,但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如果沒有中國和其他國家主持正義的學者進行反擊,任由這種錯誤判斷通過媒體傳播,有可能就變成一些人心目中的當然真理。
現在就要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及時的反駁,鼓勵學者、民間輿論對此進行一番討論。真理越辯越明,加上媒體的傳播,公眾會逐漸產生正確的認識。當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應該是有理、有力、有節的學術探討和觀點爭鳴。而且,還要用別人看得懂的表達方式,最好是用他們所認知的理論、模型、分析方法。用他們使的矛、去攻他們的盾,才有說服力,效果才好。
《21世紀》:中國作為出口依賴型的經濟體,應當如何調整,防范貿易保護主義?
湯敏:首先,我們要有信心,中國的產品在國際上是有競爭力的。因為我們很多的出口產品都是基本需求品。短期內訂單大量轉到其他國家,可能性不是很大。盡管目前訂單減少,出口量下滑,很可能是在消化庫存。一旦庫存賣得差不多了,或者是市場有希望復蘇的時候,很多訂單還是能回來的。現在關鍵在于我們怎樣幫助出口企業渡過難關。
其次,我們要趁這個機會做內功,進行產業升級。隨著工資、原料價格不斷增長,生產成本不斷增加,我國的出口產業和企業應該即時升級換代,趁市場低迷,進行市場調查、管理升級和產品研發等等,化危機為機遇。但是,這些都需要錢,國家要有一些特殊政策來幫助這些愿意進行升級換代的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當然,現在保障就業、擴大內需的當務之急,還是要幫助中小民營企業完成轉型。真正能夠大規模解決就業的,還是這些中小民營企業。
最后,要做好心理準備,我們可能會失去一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由于美國的超前消費要減少,儲蓄率增加,美國總體的消費會下降,對于一些產品的消費會減少。一部分出口市場失去了,就要大力開發國內市場。出口企業也要抓住國內需求增加的機會。
胡國成:不管美國是否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之下,它對中國的進口肯定都會減少,而且會減少很多。今年我國面臨的一個任務是經濟結構調整,應該趁此機會下大力氣把結構調一調了,不能過分依賴出口。現在我國擴大內需的政策相繼出臺,這是非常正確的政策取向。當然不會一時見效,因為市場的培育并不是一兩天甚至一兩年就能夠解決的,它需要整個結構逐步地轉變。
從中國政策的關鍵點來講,我認為擴大內需最需要做的是增加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時出臺減稅政策。其次,從整個消費行業來看,房地產市場是關鍵,因為它能夠拉動的產業鏈是非常長的。現在房地產市場發展很畸形,房價那么高,大多數人買不起房子,房地產市場還怎么發展?目前政府采取政策發展兩限房、保障房市場的思路是正確的,只有讓大部分人買得起房子,才有可能帶動其它消費。總之,我認為刺激消費的政策可能比投資的效果要好,比如家電下鄉就是一個極大的市場,政府補貼13%,等于用一塊錢帶動七塊多錢,這比投資的效果要大得多。關鍵是落實。
金燦榮:現在很多言論說以后要靠內需驅動,我覺得應該走內外需平衡的發展戰略,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另一個極端。原來我們比較倚重外需,忽視內需;現在外需受阻,也不能因此就放棄。我們爭奪到這片市場是非常不容易的,還應當繼續保持和擴大,同時調整發展戰略,走內外需平衡發展的道路。
我們還可以積極開拓世界其它地區的市場。歐、美、日已經是成熟市場了,雖然容量大,但大家都在爭奪。特別是在這些成熟市場碰到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另辟蹊徑。例如,石油生產國和新興市場國都是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的,把這些市場做好,可以部分地彌補歐、美、日市場份額的下降。
還應該借助這個機會搞行業升級,出口高附加值的產品。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使中國從貿易大國升級為投資大國。
中國還可以在應對危機中,加大國際經濟決策的發言權,特別是定價權。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是三個層級的競爭:最低級的是產品,高級一點的是技術,最高級的是標準。中國在過去的30年里,產品競爭方面已經做得相當好了,市場占有率非常高;技術競爭方面略差一點;最差的是標準競爭。中國沒有定價權,從而形成一個價格逆趨勢,中國人賣什么什么東西就降價,買什么什么東西就漲價。倘若我們能夠借助這次金融危機,爭取到公平的待遇,把產品定價權拿到手,長期來看是受益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