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力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已經整整30年了，論述和總結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最近胡錦濤總書記的“12·18”重要講話，又對此進行了全面和高度概括的總結，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這里只是從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三個根本變化，談談學習的初步心得。

　　第一，將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經濟有機融合是我國的偉大創造

　　前30年建立計劃經濟的歷史說明，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實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建立的是政府主導型的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從這個體制建立之日，我們就開始對政府計劃管理與市場自發調節的范圍進行了探討。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以計劃管理為主體、以市場調節為輔助的設想，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相結合的設想，都反映出僅僅靠政府來管理經濟是不夠的。直到 改革開放以后，當我們把計劃和市場都看作是發展經濟的手段后，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的范圍和邊界才越來越清晰，因此政府的經濟職能也越來越明晰。特別是當本世紀初國有經 濟的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框架基本建立起來后，政府的職能轉變也加快了速度，以科 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建設型財政向服務型財政的轉變為標志，我國政府在最近的6年里基本 實現了由全能型向效能型的轉變。但是應該看到，由于中國的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資源匱乏、環境脆弱、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發展仍然不平衡，國際競爭激烈，以及貫徹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使得政府在未來經濟發展中仍然會發揮著主導作用。

　　第二，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不能脫離現實生產力水平

　　從微觀經濟層面來看，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從單一公有制向多種經濟成分并存 的所有制結構轉化。我國20世紀50年代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單一公有制，并不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之上的，這一選擇不是工業化的結果，而是為實現工業化創造的條件。因此，單一公有制實際上承擔起雙重任務:一方面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即盡可能壓低消費，集中資金辦大事;另一方面保證了高積累下的消費品的平均分配和社會穩定。當單一公有制建立起來之后，很快就發現它存在很多問題，雖然我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方法試圖完善它，但沒有達到預期的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目標。于是，改革開放以后就將單一公有制作為改革的對象。一開始，我們是為了解決當時的農業經濟困境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為擴大青年就業門路而鼓勵個體經濟發展，但是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成效明顯，使得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的農業和就業問題大大緩解，從而使得改變單一公有制結構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并最終走上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種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局面，不僅適應我國經濟落后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國情，而且成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來進行社會主義經濟 建設的制度載體。

　　第三，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是中國發展的必要條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使得中國大陸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但是朝 鮮戰爭加劇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新中國的敵視和經濟封鎖。因此我們的經濟建設遇到了資金和技術匱乏的極大困難，不得不強調“自力更生”。1978年以后，就外部環境來看，隨著中美建交，中國的國際環境大大改善，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題;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滯脹和產業轉移也為我國吸引外資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另一方面，1978年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為利用外資和國外市場創造了內部條件，這都使得對外開放得以順利開展。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證明，我們作為一個經濟落后、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大國，完全依靠自己國內的資源、市場和技術是不可能實現趕超型發展，走到世界經濟前列的。而且世界各國的工業化歷史也證明，沒有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是完全依靠自己國內的資源和市場實現工業化的，即使像美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而要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我們的經濟體制就必須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從1978年我國開始建立經濟特區，到1992年以后的沿海與內地全方位開放，再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最近幾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對外投資公司的建立和資本市場的培育，從經濟體制來看，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一個開放型的、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相適應的外經外貿體制。

　　《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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