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斷顯現。“三農”領域受到沖擊主要體現在農民工轉移就業和增收困難上。2008年底在京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將2009年農業農村工作的重點任務確定為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具有戰略意義”。

　　強化農業基礎地位，穩定農業生產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也在農村。早在建國之初，周恩來就指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取消或者忽視鄉村這個廣大的農業基礎”。“城市離不開鄉村而且要依靠鄉村，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農業為基礎”。在2008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就強調“要毫不放松的抓好糧食生產，要進一步落實各地區的糧食安全責任，加強糧食戰略工程建設。”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糧食安全是關系到國家利益和穩定的問題。從全局性看，糧食安全對于正在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的我國是很重要的，我國現在的糧食安全是放在國際大背景下的，一方面和國際市場緊密相連，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糧食安全依靠在國際糧食市場上，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過去是低于我國的，但現在國際市場已經告別低價格，進入了價格較高的時代。“國際糧食市場的漲幅很大且不穩定，這種變化會給我國的糧食安全帶來威脅。”遲福林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姜長云研究員也認為國際糧食市場的變化會對我國糧食安全造成一定的影響。他表示，我國的糧食安全在短期內沒有大問題，從長期看是謹慎樂觀的。他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市場糧價及糧食上下游企業的影響已經顯現，近期國內市場糧價在總體上仍呈波動中趨跌的態勢，糧價增長的動力正在明顯弱化，下跌的壓力正在顯著增大。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確定2009年保證糧食生產的措施時，提出要“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努力穩住農產品市場價格”。對此姜長云表示，提高最低收購價確實可以抑制當前糧價的下行，對市場糧價起到拉動作用。但國家收儲的糧食早晚還是要推向市場的，這樣做有可能會加大今后糧價下行的壓力。

　　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王秀清則認為，國家把糧食安全放在今年農業工作的首位是“防患于未然，更具有一種戰略意義。”他認為，保證我國糧食安全不僅可以從長期保證穩定，在短期內還可以帶動一些就業，起到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

　　采取綜合措施，促進農民增收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領導人多次表示2009年要實現經濟增長“保8”的目標，工作的重點就是要拉動內需。2009年1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河南調研時指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農村，要做好開拓農村市場這篇大文章，繼續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發展，更好地服務‘三農’。”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開始顯著，我國沿海一些以出口加工為主的工廠企業紛紛停產，大量務工人員失去工作開始返鄉。像深圳、東莞這些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匯集的城市，現在因為大量務工人員返鄉被當地人戲稱為“死城”。如何解決返鄉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如何讓他們繼續有收入，這就成為了當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一位不愿具名的農業問題專家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采訪時表示，農村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但要實現靠農民拉動內需首先就要增加農民收入。他表示，要成功開拓農村市場就要保證農民和當地政府具有很高的積極性，而保證雙方積極性的措施就是要做好公共服務。“有的農民并不是沒有消費能力，只是由于公共服務不配套才限制了農民的購買需求。有的農村到現在都沒有上下水，農民還會去買洗衣機嗎？”他同時認為，無論是之前的“家電下鄉”還是今年即將要推出的一系列刺激農村消費的措施都是在金融危機下的應急措施，而流通網絡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增加農民收入、大幅改善農民生產生活設施可以達到構成農民有效需求的目的，這樣就和擴大內需的目標相輔相成，互惠共利。

　　遲福林表示，農民工返鄉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矛盾轉變下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要增加農民收入，達到通過農村市場擴大內需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他表示，無論是十七屆三中全會還是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對“三農”工作的部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當前形勢下穩定農民工就業，穩定社會發展。他認為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三個層次的積極意義：第一，穩定農民工就業；第二，對于那些已經失業的農民工國家應該出資對他們進行就業培訓，這樣不僅可以穩定農民工，更是為他們將來的就業創造條件。“這樣做可以對農民工心理預期的改善起到一個好作用，更重要的，可以有效地防范社會風險。”第三，為了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問題，我國一些省市已經開始研究解決這一問題，遲福林對此表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大勢所趨，打破二元結構也就解決了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他認為，當前必須要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加強農村醫療衛生事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既能保證穩定，又能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何樂而不為呢？”遲福林說。上述那位專家表示，二元結構確實給我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是國家體制和機制的問題，國家要在制度上給予農民一個平等的對待，但是這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時就能解決的。國家提出四萬億刺激經濟的計劃，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用作基礎設施投資，盡管遲福林和那位專家都表示國家對基礎設施投資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農民工就業、甚至起到刺激農民工消費拉動內需的作用，但王秀清卻對此持保留意見。他對《中國發展觀察》表示，政府出臺的這些短期措施不太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他認為農村的確存在潛在的需求，但是農民的收入上不來，只有當經濟形勢好轉以后政府采取的這些措施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對于城鄉一體化王秀清則表示認同，但他同時表示了自己的憂慮，認為城鄉一體化無論從長遠還是從現今來看都是應該做的，但是關鍵還要看政府的財力，畢竟這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政府要量力而為。

　　危機中見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作為我國重要支柱產業的出口加工業受到了明顯的影響。2009年1月13日，海關總署發布了2008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情況：2008年12月份進出口同比雙降，這是繼11月首次出現負增長后，我國外貿進出口再次負增長并繼續下滑，其中出口下降幅度更是由11月的2.2％擴大到2.8％。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方式似乎在金融風暴的沖擊下有些力不從心，正在經歷單一經濟增長模式帶來的陣痛。“其實金融危機對我國未必是一件壞事，我們不應該只看見‘危’，更應該看見‘機遇’。”王秀清甚至有些期待。他說實際上現在農民收入當中，農業收入的比例已經越來越低了，非農收入反而成為農民現在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而我國正好可以借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就算以后再遇到金融危機也可以很好的應對。遲福林認為在危機情況下更有利于思考，現在我國是一個投資型而不是消費型的社會，只有很好地實現社會轉型，才能有效地拉動內需，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目標。他強調在現實背景下，一定要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突破，這不光與經濟有關，從長遠看更是我國長期穩定發展的大戰略。

　　“政府現在的一些刺激經濟的措施并不是只顧眼前得失，像現在政府鼓勵農民回鄉創業，并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實際上這就是在發展農村的二三產業。”那位農業問題專家表示。他認為，農村的二三產業如果能夠發展起來，那么不管是對于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或者是原來的勞動力存量，都能起到一定的消化作用，這不僅對眼前有利，更是未來發展的大計。他同時表示，在經濟危機大背景下，人們可能會著急一點，但是從長期看，這是符合國家“重增收、強基礎、重民生”長期規劃目標的。他告訴《中國發展觀察》，現在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已經在促使政府改變“三農”的思路，如果國家可以利用好這次機遇調整好經濟結構，那么不僅有利于當代，更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利益。（記者陳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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