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已遭到美國卸任財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的指責，稱中國是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而他剛上任的繼任者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更是火上澆油。在最近提交給參議院的書面證詞中，蓋特納使用了“匯率操縱國”這個可怕的標簽，表示中國有意地低估了人民幣。這可是個份量不輕的標簽，布什政府幾年來都設法避免使用這個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憲章的規定，匯率操縱是被禁止的，可以當作實施報復性貿易制裁的理由。把注意力放在匯率上是錯誤的。用不著指控人民幣匯率低估，也可以將全球收支失衡和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解釋清楚。同樣，全球經濟要擺脫危機，走上更加平衡的發展道路，實現這個目標也不取決于人民幣匯率。政策重心應該放在刺激中國消費上。在危機到來之前，刺激消費的需要已經浮現，只不過現在的危機把這一需要放大了。從2001年到2007年，中國和美國實行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成功地實現了低通脹下的高增長。要了解中國經濟政策到底有多成功，只需按照國際慣例計算一下中國的實際增長率，即用名義增長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就可以看出來。這樣計算的結果顯示，中國前一輪的經濟放緩在2000年觸底回升，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2.3%，但此后迅速實現了兩位數增長，而且這一速度保持了7年。雖然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通過國企精簡、住房私有化和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基礎，但2001年才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至關重要的一年，因為中國在這一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像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經歷的情況一樣，中國的高速增長也帶來了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但中國尤為與眾不同的是，在2000年儲蓄率開始增長之初，中國的儲蓄率就已經處在38%的高位。此后儲蓄率飛速攀升，到2007年高達51%。在解釋中國高儲蓄率時，有一系列因素經常被提到：人們需要自己為退休做準備；需要自己為生病、工傷或者失業做防范；需要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由于沒有專門的信貸市場，需要自己為購買大宗消費品或者自主創業積累資本。不過，盡管這些因素能夠解釋高儲蓄率，它們無法透徹地解釋，為什么在生活變得更加穩定，金融系統功能更加豐富的時期，儲蓄率仍然大幅飆升。儲蓄率上升可以用一個關于儲蓄的標準經濟理論來解釋，這就是弗蘭科?莫迪加里亞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這個假設認為，人們把現在的收入分配到一生各個階段來消費。這意味著，首先，任何超乎尋常增加的收入都會被人們存起來以備將來之需，導致現階段的儲蓄高于正常比例。由于只有處于工作年齡段的人可以從收入快速增長中獲益，只有這部分人才會增加消費，而已經退休的人則按照他們以前較低的收入來安排消費。其次，這個假說暗示，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上升，會導致儲蓄率上升。在這兩個方面─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和勞動力人口比例膨脹，中國儲蓄率上升都符合假說的預期。換句話說，中國儲蓄率上升與匯率沒有關系。儲蓄率上升影響到中國的國際收支。國民儲蓄中沒有用于國內投資的部分被投資到了國外。要支持資本外流，出口必須要超出進口。從2000年到2004年，中國儲蓄率上升的同時，國內投資也同步增長，所以儲蓄盈余或者說貿易順差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穩定在2.0%至2.5%的適中水準。2004年，中國政府擔心經濟過熱，采取措施控制投資支出，使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增大。在此后幾年中，隨著投資繼續受到控制而儲蓄繼續增長，貿易順差開始飆升。在美國方面，資本流入開始時產生了通縮壓力。資本不僅來自中國，還來自其他各發展中國家和石油出口國。對美國資產的需求上升使美元面臨升值壓力，美國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如果沒有采取控制措施，美國經濟可能已出現動蕩。但格林斯潘主持下的美聯儲實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預防了這種情況，其措施就是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低利率。創新的金融工具引發了信貸擴張，加強了流動性，也為美國經濟助了一臂之力。這兩者結合起來促進了財富積累，從而刺激了美國的消費需求，使經濟保持增長。由于上述原因，美國和中國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美國通過低利率政策和金融創新使這個趨勢得以持續，而在中國，趨勢的延續得益于匯率穩定和經濟體系的不斷改革。中國干預外匯市場，實行資本控制和利率管制，這些政策其實與絕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沒有什么不同。要實現匯率和金融市場完全自由化，需要非常先進復雜的經濟制度；即使有了這樣的經濟制度，也不能保證不會發生危機。在新興市場中，匯率是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杠桿，經濟過熱的時候可以通過貨幣升值加以控制，經濟疲軟的時候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增長。事實證明，中國自2005年開始推行的人民幣漸進升值策略是有效的，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使通貨膨脹受到控制。不過，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出口，對國內消費的依存度不夠。這是一個事關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長期問題。解決之道在于將財政支出用于消費，尤其是用于中國投入明顯不足的醫療保健和教育。鑒于現在外部需求疲軟不振，可以在國內實行強力刺激政策，而不會出現由于面臨經濟過熱危險而可能需要通過貨幣升值來應對的情況。所以匯率可以維持在現有水準。如果中國的財政刺激政策能夠成功地將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恢復到2003年的水準，同時使投資比重保持在2004－2007年的水準，則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消失。在蓋特納的書面證詞中，值得肯定的是，他強調了中國刺激消費的重要性。今后，他最好繼續堅持這個觀點，而不要再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說那種話。而在中國，醫療保健與教育支出上升意味著將來對醫療設備和教育援助的需求會上升。這說明，美國可能最好的策略是與中國著重就知識產權保護和允許各種創見更自由地流動進行談判，以更好地發揮它的比較優勢，而不是基于對人民幣匯率的錯誤評估而發動一場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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