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在全球化的邏輯框架下，中國經濟經歷一段時期的調整，既是此輪全球經濟周期在中國的反映，也是中國檢視自身經濟增長方式問題、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轉型的準備階段。求解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之道，不能僅僅依靠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而應在冷靜思考制約經濟持續發展的約束條件的基礎上，在保增長、促發展的同時，加大研發投入，促進國內低成本的技術轉移，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在配套條件支持下，以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培育內生經濟增長模式。

　　宏觀政策不構成經濟增長內在動力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單靠減稅、退稅、降息、擴大內需等幾個藥方恐怕難以解決長期以來形成的結構性甚至系統性的問題。例如，減稅和擴大基建開支盡管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無助于改善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而退稅盡管可以增加消費和消化過剩的企業產能，但充其量是給經濟打一針興奮劑，長期來看無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其實，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項工作內容來看，短期內中央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8%的經濟增長底線，中長期來看，中央希望通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防止中國經濟出現大的起落，尋找一種能夠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因此，克服目前經濟困難，除了通過擴大內需來提振經濟信心以外，關鍵在于各級政府轉變經濟增長觀念，采取切實措施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在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說是政府主導下的投資與出口，但現在看來，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從資源稟賦和市場空間來看，盡管中國的人口、勞動力資源、市場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但卻很難自動孕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

　　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究竟是什么呢？我們不妨看看一個有趣的現象：被譽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30年來并未成為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要推手，倒是實體經濟部門在問題叢生的金融體系下實現了高速增長和發展。從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構成要素來看，得益于政府對民營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得到了顯著優化，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經營稟賦終于被激發出來，民營經濟因此獲得了快速發展。加上外商直接投資的推動，以及在民營、外資企業的效率輻射和競爭下，國有企業本身經營效率的不斷增進，共同構成了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

　　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有效性

　　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必須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有效性的階段。中國在人均收入水平尚處于中下等階段時就過早地進入資本深化過程，沒有能夠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來更加有效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技術進步與技術應用方面進展相對滯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消耗資源。其結果，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低于長期增長潛力，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明顯下降。盡管我們不能簡單地根據TEP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來判斷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從增長的階段性意義來看，中國主要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持續。尤其當中國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中國經濟的增長率肯定會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歷增速下降。因此，從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出發，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積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資本積累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勞動量增加和生產率提升的影響。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增長速度處于不斷減速態勢。有研究認為這種態勢大約在2015年前后開始轉變為負增長狀態，即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開始下降。這意味著中國享受人口紅利的時間還有7年左右。因此，中國一方面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保持較高的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資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應該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以制度改進和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要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必須盡快破除制約改革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著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要加強法治建設，以約束政府和“經濟人”的行為。使得政府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保護產權和合同、法律的執行，維護市場競爭。如果能夠通過完善法治，強化責任政府，營造一個公平和公正的市場經濟環境，則今天中國經濟領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將會迎刃而解。

　　首先，以制度改進促使投資結構由政府主導型向民間主導型轉變。中國在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投資效率的同時，迫切需要通過制度改進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杠桿應該是撬動民間投資。經驗已經證明，民間投資相較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率更高，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更大。因此，政府亟須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通過銀行與稅收政策的改進，在擴大民間投資渠道的同時，減輕民間投資負擔。

　　其次，應該加大研發投入，促進國內低成本的技術轉移，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在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轉變的共識下，政府亟須積極營造條件使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市場主體的普遍行為。政府應該引導企業在承接世界產業結構與技術轉移，加強與國際領先企業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加大對戰略領域的關鍵技術投資；合理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研發與制造能力，瞄準世界前沿水平的關鍵技術，以高水平的自主創新引領制造業升級。制造業無論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是中國經濟版圖中的核心模塊。中國應加大自主創新力度，力爭將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成先進制造業的生產中心、研發中心和運營中心。

　　最后，以產業整合與政策創新推動兩岸四地經濟合作，鍛造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目前，無論是內地還是港澳臺地區都面臨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在產業分工與經濟合作使四地經濟日漸成為命運共同體的情勢下，理應通過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構筑共贏局面。在具體操作層面，香港和臺灣地區應利用自己在資本、供應鏈管理與市場推廣方面的優勢，結合內地的人才儲備、研發實力與廣闊的市場空間，共同開發最新科技并將其產業化。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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