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2008年回顧:中國經濟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劇烈變化,全球金融危機持續惡化,與全球經濟緊密關聯的中國經濟遭遇了外部環境"過山車"般的巨大波動。同時,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和"5·12"汶川大地震,也讓持續了五年兩位數高增長的世界最大新興市場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壓力。與動蕩的國際國內形勢相對應,2008年中國宏觀調控政策轉變幅度之大,史所罕見,其經驗和教訓更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從年初提出"雙防"(即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到年中轉變為"一保一控"(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再到9月的"保增長"(即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以及11月的"保增長、擴內需",再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基調被完善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調控主題和任務的劇烈變化,凸顯出2008年中國經濟的非常態性。2003年以來新一輪高增長期,在2007年達到了11.9%的GDP增長頂峰。經濟偏快增長帶來一系列影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使得2008年年初的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著由偏快轉為過熱的危險。特別是對外依存度過高帶來巨額外貿順差,造成外匯儲備迅速增長,貨幣對沖造成市場中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化"嚴重,股市和房市開始出現較大規模調整。這樣的現實宏觀經濟背景,導致貨幣政策方向從"適度從緊"調整為"從緊"。中央確定了2008年的宏觀調控任務: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并將CPI調控目標設定為4.8%。為此,實行強緊縮政策,上半年,央行在2007年10次基礎上,又連續5次提高存款準備金,回收流動性,同時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恢復實施嚴格的"窗口指導"的信貸規?刂疲站o銀根。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開始引爆,美聯儲緊急啟動了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把危機壓制在萌芽狀態。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大幅降息、加速地美元貶值直接催生了商品市場的泡沫。國際油價、鐵礦石等初級商品的價格暴漲,令美國以外的世界感受到巨大的通貨膨脹的壓力,特別是承載著全球制造業的中國等新興市場,原料價格的暴漲也改變著實體經濟的行為,中下游企業基于通脹的預期開始大量建存貨,上游企業開始搞銷售控制囤積存貨,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通脹壓力和存貨投資過熱。特別是8月份,中國的PPI漲幅高達10.1%。這些因素讓宏觀調控執行部門不敢輕易放松"從緊"的政策,并啟動了快速人民幣升值試圖抑制通脹。然而,另一個方面難以預料的困難接踵而至。年初南方地區遭受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襲擊,年中部分地區又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尤其是5月12日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救災難度最大的汶川大地震,對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造成了較大沖擊。原材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匯率的大幅升值,使得中國的制造業面臨空前的壓力。此外次貸危機不斷深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開始逐步顯現,沿海地區開始出現大面積中小企業倒閉。這一情況無疑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7月20日,胡錦濤總書記來到山東青島調研企業生產經營情況。此前,7月初,溫家寶總理曾分別在江蘇、上海和廣東進行調研;4日至5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廣東調研;6日至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浙江調研;3日至5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山東調研。決策層密集調研讓"從緊"的政策方向越來越淡化。在外需回落、利潤下滑、房地產市場反向調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資也開始出現下滑。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為26.4%,處于近8年來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慮到10%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實際增長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歷史最低水平。7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明確了下半年經濟工作的任務: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即"一保一控"。貨幣政策開始微調。首先,央行在此不久后公布的貨幣政策取向時,不再提"從緊"字眼。8月初,央行又調增了全國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對全國性商業銀行在原有信貸規模基礎上調增5%,對地方性商業銀行調增10%。隨后,為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擔保難問題,央行又決定從9月16日起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以解決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問題。然而,形勢惡化卻超出了大多數人的預料。美國金融危機在9月中旬全面惡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實體經濟,重創投資和消費,進入4季度,西方主要經濟體先后陷入深度衰退。中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經濟上行動力正在逐漸削弱,而下行的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加。消費增長在達到12年來最快增長速度之后很難進一步提高,而實際投資增長已經跌落到10年平均增速水平之下。此外,中小企業倒閉潮開始向大型企業擴散,罕見的農民工返鄉潮和部分企業的裁員現象也說明了企業的經營面臨困難。雖然政府及時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但隨著美歐等主要經濟體和中國主要出口市場經濟出現衰退,外需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11月中國進出口額驚現負增長,其中出口下降2.2%,進口下降17.9%。中國此前最近的一次出口負增長是在2001年6月。工業生產開始快速跳水,領先指標顯示經濟加速惡化。11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下降7.49%,統調發電量同比下降7%,創下近年來最大跌幅。11月份轎車銷量僅522800輛,同比大幅下降10.3%,結束了10月份的短暫反彈。此外,11月份PMI大幅跳水5.8個百分點至38.8%,新出口訂單指數大幅下降12.4個百分點至29%為有史以來最低。這些指標均預示工業生產進一步低迷,出口面臨大幅下滑壓力。一周后公布的11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速下滑至5.4%。11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財政政策從"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松",同時公布了今后兩年總額達4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劃,明確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兩周之后,央行宣布大幅度降息1.08個百分點,調整幅度創11年之最。12月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明確提出,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按照會議要求,中國各地區、各部門均快速啟動和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四季度1000億元中央投資已大體落實到項目,這些項目在今后兩年中大約需要4萬億元投資,據發改委測算,大體可以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此外,地方政府擴大內需的投資計劃相繼出臺。短短一個多月間,全國地方政府投資計劃額度超過18萬億。2009年展望:挑戰與機遇同在1、三大沖擊--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如果說2008年是中國經濟十分困難的一年,2009年或許是中國經濟更加困難的一年。至少短期趨勢是非常明確的。三大沖擊使得中國經濟面臨通縮和硬著陸的風險。一是"去存貨化"成為2008年10月份以來中國工業急劇下滑的主要動力。實際上從2007年開始,中國經濟就在經歷一場大規模的存貨積累過程。根據雷曼分析報告,從2007年初開始到2008年上半年,按照生產法計算出的GDP增長率一直大大高出按支出法計算的增長率。換句話說,國內的生產供應一直遠遠大于經濟中的最終需求,其差額反映了存貨的積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開始引爆,美聯儲緊急啟動了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把危機壓制在萌芽狀態。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大幅降息、加速美元貶值直接催生了商品市場的泡沫。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與通脹預期的不斷攀升,促使企業囤積存貨、尤其是原材料存貨--因為在價格上漲的情況下,越早購買原材料,企業可以節省越多的成本。這一狀況在2008年1月份發生了50年一遇的嚴重雪災以后,進一步加劇。雪災的發生使得交通癱瘓,導致運煤困難,缺煤又導致了缺電,缺電則使得很多重工業企業尤其是冶煉企業減產,進而導致了原材料的普遍短缺。國內生產生活資料價格的猛漲在當時又與全球商品價格的猛漲同步,從而引發了一輪恐慌性的原材料囤積。正是類似的存貨囤積,人為地夸大了去年以來最終需求的強度,促使企業尤其是上游的原材料生產企業過度地擴大生產。這種恐慌性的原材料囤積活動,使得幾個月以前最為短缺的產品恰恰成為目前最為過剩的產品(比如煤炭、鋼鐵等原材料)。這是因為一旦發現存貨已經過多或者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勢頭一旦停滯,企業就會停止購買新的原材料,而通過減少原材料庫存來應對生產需要。這一存貨調整的行為降低了對上游企業產品的需求,使得存貨積累從下游企業的原材料存貨轉移到上游企業的產成品存貨。以前上游企業一直脫銷的產品在短短數月內就變為無人問津。實際上,一旦原材料價格開始下跌,下游企業還會變本加厲,盡可能地壓低原材料存貨,在需求下降,現金為王的時代,企業不愿意讓存貨繼續占用大量資金,商品泡沫破滅也讓生產商驚慌失措,急于拋售庫存--從而令存貨調整的過程變得更長更劇烈,原材料工業生產的行為會被打亂,導致生產的急劇下滑。這個過程還會延續到2009年1季度末,工業生產增長的大幅度下滑的局面應該在2季度可望止步。二是出口負增長可能是2009年最為確定性的事件。出口的挑戰在2008年年末已經開始顯現,但到2009年大家會看到出口會有一個更加猛烈的下降。因為中國一半以上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進口就是出口的先行指標。進口過來以后再出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進口增速從2008年10月份15%一下子掉到11月份的-17.9%,意味著2009年的1季度我們或許看到出口會掉得更快。11月份反映新出口訂單數PMI指數從年中的52.3%掉到了29%。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后,美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防火墻被徹底沖垮,金融危機開始演變成經濟危機,G3經濟體先后陷入深度衰退,普遍認為歐洲的衰退將可能比美國更加嚴重。一則歐洲的金融業占GDP的比重更高(高達28%,高于美國的20%和日本的19%),所以歐洲受金融危機影響特別大;二則歐洲的房地產泡沫還超過了美國,歐洲的房價面臨20%左右的下調,房價的下調會引起居民的收入和經濟的下滑;三則歐洲的出口大部分是向美國出口,美國經濟下滑,對歐洲出口的絕對需求下降,所以歐洲面臨的衰退會長于或大于美國。而歐洲是中國近十年來出口強勁增長的第一引擎。在G3經濟體中,1998年至2008年期間中國對歐洲出口份額上升了6個百分點,而對美國和日本出口的份額同期分別萎縮了4個和9個百分點。歐洲因素的消失構成中國2009年出口重大負面因素。雷曼倒閉后,人民幣匯率實際上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錨狀態。金融市場的動蕩產生的避險需求,以及歐美金融機構"去杠桿"來修復其受損的資產負債表的操作,使得美元急升,人民幣重新盯住美元,意味著人民幣相對于美、日以外的所有國家的貨幣都在升值,若按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計算的人民幣有效匯率自2008年9月以來升了8%。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升值對于一個出口占到GDP40%凈出口對增加值貢獻達1/4的經濟體,壓力無疑是巨大。三是房地產部門的衰退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房地產掌控著中國投資的鑰匙。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塊主體:制造業、房地產和政府基建投資,房地產是核心。因為房地產衰退深刻影響到制造業,不光是鋼鐵水泥建材,耐用消費品制造業受到很大的壓力,家裝、家電、汽車等等。而基礎設施投資主要資金來源為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房價一跌,地價就不行,賣地收入依賴于房地產的繁榮。我們估計,房地產投資在2009年將萎縮20%至30%,很可能直接導致制造業投資增速將從2008年的30%急速下滑至個位數,如此,政府的2萬億新增基建投資也很難擋住整體投資的大幅下滑。2、房價調整或會加劇。房價是目前中國諱莫如深的話題,大多數專家公開的意見是中國的房價不會大降。從長期看,我也相信中國房地產的長期發展趨勢還沒有走到盡頭,這一點跟美國不一樣,美國近90%的城市化率決定了在泡沫破滅后,可能永遠也回不到2006年的高點了。中國43%的城市化率(有效城市化率只有28%)是中國房地產的最大基本面。但由此產生的潛在需求如何變成現實需求是有條件的,它取決于城市化進程、收入分配的改善、金融服務能力,更關鍵的是價格,脫節必然要產生調整。在我看來,衰退時期什么都不可信,唯有資產負債表最可靠。現在中國的地產商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幾個月前的現金流撐不撐得住的問題了,而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這是資產驅動型經濟衰退后不可避免的階段。在市場繁榮時,資產中非現金比例很高,隨著資產迅速膨脹,資產負債表變得越來越好看,過度負債的本質被深深地隱藏了起來。一旦市場進入衰退時,負債價值是不會掉的,但資產價值卻迅速萎縮--在硬的負債和不斷下落的資產價格的雙重壓力下,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企業負債甚至嚴重超出資產,因此,企業即使運作正常,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破產的窘境。地產是典型的資金密集型企業,表現得尤為明顯;蛟S以前房價的變動可能在中國影響并不大,因為我們的會計規則是盯賬面的,2007年與逐日盯市(Marktomarket)的國際規則接了軌,股市、樓市開始狂漲,這個制度在這次危機中被證明是有問題的,既可能會把泡沫引進來,也把加速崩潰的機制引了進來。2008年3季度地產商負債率一般在65%左右,其大部分資產是土地儲備,而且多是按照2007年高價評估的,按照目前地價被頻頻"腰斬"的現實,技術性破產是很容易發生的。國際的投資者對這一套顯然是非常敏感,所以,香港市場的內房股現在普遍都在凈資產以下徘徊。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意味著銀行信貸對你關上了大門,如果你技術性破產,所有的債務人還會追著你還債,進一步加速你的死亡。所以在資產負債表危機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自然會將企業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為"負債最小化",在停止借貸的同時,將企業能夠利用的所有現金流都投入到債務償還上,不遺余力地修復受損的資產負債表,希望早日走出技術性破產的泥沼。因此,資產誰先脫手,誰先解脫,獲得再生,F在不是利潤少百分之幾十的問題了,而是怎樣以盡可能小的代價脫離苦海。只要有開發商率先降價套現,就有能力拿到未來大幅貶值的土地,率先改善它的"資產負債表",并獲得再融資的機會和發展的一線生機。期待地產商都挺著的結果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在經濟學中均衡的結果往往是冰冷和嚴酷的--如"囚徒困境",如"智豬博弈"。房地產商永遠不要冀望別人會與你一起挺著,共渡難關。政府也不會配合挺著,政府要保的是投資,只要土地能夠賣出去,價格其實是無所謂的。去年各地拍賣的土地價格大部分較一年前縮水了一半。從目前的態勢看,如果政策層面不能有效激活現實購買力的話,房價在2009年很難擺脫大幅下跌的趨勢。3、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成效關鍵在于帶動民間需求。在出口不振、消費乏力的情況下,通過加大政府投資拉動經濟是一個現實的選擇。雖然政府支出不能代替市場需求,不能改變經濟周期下行的趨勢,但是,增加財政支出對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短期宏觀效果還是比較明顯,因為宏觀指標是不核算效益的。能否使經濟擺脫下降趨勢,重新進入快速增長的通道,關鍵還要看這4萬億能否帶動起民間的需求,即家庭消費和企業的投資,這顯然不是政府投資所能解決的。資本密集型項目本身并不吸收多少就業,也就難以轉化為真實的消費和購買力的提高,加上G3經濟體陷入深度衰退,集中在制造業的私人投資一時半會也恢復不了。經過10年的大規模投資,中國基礎設施的狀況已經遠非1998年可比,公共工程的短板遠不如十年前明顯,投資的邊際效率已經大幅度降低。目前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只有1998年水平的60%左右。中國現在1個單位GDP增量需要5個單位甚至更多投資來帶動,等于貨幣進去了,產出的實際的物質財富越來越少。如果4萬億的政府投資不能促進既有的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模式明顯變化的話,僅僅是為了減緩短期經濟下滑,那么2010年后,中國經濟還得看外需。4、力補民生欠賬方能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過去十年全球經濟驅動的模式是,美國人只做消費,中國人做儲蓄和投資,中國人把儲蓄通過購買美國債券回流美國變成美國人的消費,美國的消費形成中國制造的訂單又演變成中國的儲蓄。現在是美國人不再借你的錢來消費了,不再買你那么多東西了,意味著中國企業的過剩產能必須在國內消化,而中國的老百姓又買不起那么多東西。這是問題的關鍵。中國老百姓為什么不消費?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真正的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如果沒有一張社會安全網絡,即便政府如西方國家那樣大肆派發消費券,我們也很難看到中國人會不再約束自己大多數購買欲望。通過二次分配,將政府儲蓄降下來,藏富于民,將民生的欠賬補起來,醫療、教育、廉租房、城市軌道交通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加上去,才能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提高居民的實際購買力。只有當消費者不再承擔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花費的時候,消費者才會放心地增加消費。如此,內需起來,民間投資才能重新恢復,經濟向內轉型才有真的希望。在我看來,若4萬億政府投入都轉化為如此,就算把赤字搞到3%(占GDP比例)甚至更多一點也是值得的。5、比二次分配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這是一個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問題,因為它直接決定了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分配結構。大家可以想一想,五年前,我們大概實現一個8%左右的增長速度,就基本上能穩住就業,而現在我們GDP增長掉到10%以下好像就解決不了就業問題了,而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2%到3%的GDP增長就能保證充分就業和社會穩定。為什么?這意味著,過去五年我們盡管實現了總量的超高速增長(令世界驚訝的10.2%的年增長率),但結構卻出現嚴重問題。過去五年的超高速增長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規擴張,資本密集程度越來越高的的產業結構根本不吸收很多勞動力,制造業現在占GDP的50%左右,但是帶來的就業只占勞動人口的25%。因此,生產率的飛速提高無法同步轉化為勞動收入的提高,也就難以轉化為消費和購買力的提高,反過來就推高儲蓄。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的方向,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只能做投資,形成產能,國內消費不了,就只能賣到國外去,形成順差。所以我們看到,高儲蓄必然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儲蓄,周而復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這個循環徹底斷裂。重化工雖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個高達51.2%的儲蓄率、43%的投資率的結構甩給了我們,把一個占GDP8%的順差甩給我們,把一個升值壓力與日俱增的人民幣匯率甩給了我們,把一個受資源、環境和市場約束越來越強的中國制造甩給了我們。所以只要投資掉下來,增長速度掉下來,就業的壓力就凸顯出來,不脫離原有的軌道,我們要保就業、保增長就只能增加投資,別無他途,可能保得了一時但最終保不了一世。危機對中國造成了巨大沖擊,是壞事,某種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們理清了一些最近幾年爭論得似是而非的東西,中國到底應該走什么樣的增長路徑。越來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識,支撐中國過去3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國在全球勞動力套利的優勢,2002年整個中國制造業每小時的平均報酬僅達到0.57美元,即便最近幾年漲了一倍,事實上也只是美國同期每小時報酬21.40美元的6%。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也是很大的。中國制造業工人每小時的報酬是墨西哥和巴西報酬水平的50%,是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即臺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水平的20%,而且只是日本和歐洲標準水平的6%。中國所需要的是勞動密集型增長,而不是勞動節約型增長。就業是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實現這一目標的良方是資源向民間資本和中小企業傾斜,并支持其向現代服務業和現代制造業轉型,而不是重化工,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現代制造業的價值鏈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中國有最大的市場,最強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識產權、技術和標準、物流服務,這些領域我們完全有條件進入價值鏈高端的競爭。當然實現要靠改革,特別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加快深層次的體制改革的步伐,減少壟斷、放松行政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才能真正保住增長,保住就業。到那時,也許我們不再需要保九保八了,5%的GDP增長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社會穩定。6、提升經濟體的效率、釋放經濟活力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對抗經濟衰退,并非一定要走造橋、修路、建機場基建投資拉動的老路,加快改革,提高經濟體效率,這方面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做。理順價格,放松價格的管制,讓政府從能夠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讓要素價格真正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產業都是內生于價格的,價格順了,扭曲的產業結構才能調整過來。打破壟斷,徹底放松行業準入門檻,大力開放民間資本進入壟斷部門,如金融、能源、交通、電信服務等,形成競爭機制。這樣民間投資才能啟動,才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儲蓄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經濟體的效率才能實質性改善。大幅減低個稅補貼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脹的能力;增值稅轉型等等稅制優化的措施來大幅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成本的壓力,并輔以財政補貼優惠等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產業升級轉型。財稅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稅改為到流通環節的消費稅,改變政府激勵,從保證經濟增長的投資財政體制徹底轉型,盡快實現向公共財政的轉換。不是哪個地方投資多、煙囪多,哪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才多,而是哪個地方民生好,人民財富增加,政府的稅基才能豐厚。政府激勵變了,GDP導向轉向民生服務,政府才會真正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才會把配置資源的權力重新交給市場。改革土地制度,實現土地流轉,使農民能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利益,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市化,對于啟動內需消費有長期而深遠的影響?傊,我們必須加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力度,徹底地告別舊模式,依據可持續發展的軌跡,探索深化體制改革,尋求新的增長方式,才是長遠的良方。??
相關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