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自力
日前,央行公布了2008年12月的信貸數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貸猛增。當月,M0、M1和M2增速分別達到 12.7%、9.1% 和17.8%,分別較上月大幅增長3.6、2.3和3.0個百分點。其中,M2增速重回7個月 (2008年6月以來)高點,大大高于市場預期。當月新增貸款達7718億元,創下了2008年1月份以來的新高,剔除1月份的特殊因素,這也是近6年來的單月增幅新高。
數據顯示,在當月新增貸款中,居民新增貸款約為550億元,新增貸款的主力為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達7160億元。這說明,12月份的貸款增加額中,個人貸款變化不大,而響應政策號召增加的企業信貸投放量很大。其原因,一方面是當前存貸利差依然是銀行盈利的主要來源,前幾個月因央行信貸規模控制未完成的貸款,在央行政策信號出現明顯變化后,集中在最后一個月的信貸投放中表現出來。由此也就形成了自11月和12月的信貸沖鋒。
另一方面,在國家一系列保增長政策出臺之后,受政策導向的影響,去年12月份各家銀行均加大了信貸投放力度。截至11月末,正式公布的新增貸款額度總規模超過3000億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視為央行降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等一系列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
至于能否以12月份新增貸款呈爆發性增長為依據,得出微觀經濟體對宏觀經濟的預期已經回暖,企業的經濟活動開始增加,中國經濟下滑已出現企穩跡象的結論,尚有待觀察。
下調雙率 既有必要也有空間
首先,全球經濟衰退尚無緩解跡象,中國經濟能否早于全球經濟復蘇和振興,還需要看2009年這種貸款增長勢頭能否持續下去。客觀地說,2008年12月信貸同比多增的7718億元中,不排除在政府一系列刺激內需政策下,有銀行爭搶好項目而突擊放款的因素。一旦銀行對上半年低風險信貸投放完之后,下半年信貸很可能再度陷入停滯。因此,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防止可能出現的信貸“前熱后冷”、流動性“前松后緊”的格局,央行仍有繼續下調雙率的必要。
事實上,12月份的CPI增幅很可能在1.8%左右,全年CPI增幅大約為6%。由于去年同期物價基數較高,以及非食品價格繼續回落將主導CPI的回落,尤其是2008年12月19日起國內成品油價格繼續下調,這將進一步拉低未來物價。而物價的持續回落為貨幣政策,特別是進一步下調利率提供了空間。但春節前是否會降息需進一步視國內外形勢而定。
如果包括歐洲央行在內的各國央行近期內繼續大幅降息來阻止經濟快速衰退,而中國即將發布的2008年12月暨2008年全年數據又十分難看,則中國央行春節前很可能再起新一波降息,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出現這種可能的概率不大。這不僅僅因為美歐、日本等各國央行短期內幾無降息空間,更因為溫家寶總理在江蘇考察工作時已表示,2008年12月的經濟運行狀況比預計的要好一些,一些經濟指標有回暖跡象,一些企業銷售開始回升,庫存開始減少,用電量開始上升,尤其是近期的信貸增速過猛,加之節前企業大多數處于休整狀態,使得央行選擇春節前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但另一方面也預示著,由于最近信貸投放力度較大,一些銀行的流動性可能出現吃緊,因此,春節后央行在適時下調利率的同時,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幅度會很大。
調節稅收 大有可為
需要指出的是,我不太贊成一些人以為的,央行實施降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等一系列寬松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來得快,馬上就會見效。事實上,在經濟加速衰退、企業對未來經濟看淡、生產經營活動和投資需求急劇萎縮時,即便貨幣環境再寬松,企業不愿貸、不敢貸和銀行惜貸、慎貸也將成為一種常態。因此,當前應特別注意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收入政策等諸多政策的協調運用,其中尤其是調節稅收,刺激經濟,大有可為。
毫無疑問,2009年是財政十分困難的一年,不僅全國財政收入增幅將明顯下降,同時支出壓力也進一步加大。去年年底以來財政部先后出臺了13項稅收減免優惠政策,僅增值稅一項就將減少稅收1230余億元,據統計,各項減稅政策造成減稅規模將高達3000億元。在財政困難的背景下,減稅空間的確已經不大。
但應該注意,同樣是調整稅收、刺激經濟,英國政府不久前推出的拯救計劃就頗富創意:一方面,英國政府決定從2008年12月1日起大幅減征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一年拿出125億英鎊以“還利于民”;另一方面,計劃在下次大選后增加年收入超過15萬英鎊人群的所得稅率,有人預計全英國因此會有1%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將被加征7%的所得稅。就在英國政府宣布這項拯救方案的當天,英國股市創下21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英國政府一“減”一“增”的經濟刺激方案,沒有簡單停留在傳統的從“從緊”到“從寬”,或從“重稅”到“輕稅”的宏觀調控上。而是在大膽“從寬”的貨幣政策基礎上,對貧富人群進行了相反方向的稅收調節,從而增加了一般納稅人的收入,削減了富人的財富。一個崇尚高福利的國家,有完善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英國敢于如此,那么對中國這種不但社會保障體系極其殘缺和脆弱,而且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早已超過國際警戒線,成為最嚴重社會問題的國家來說,不知此舉是否有借鑒意義?
中國分配不公首先體現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目前尚存在著巨大的待遇差別。非國有企業在資源占有、資金分配、市場準入等方面處于嚴重劣勢地位,在全社會形成“國進民退”的趨勢。假如這種起點不公、競爭條件不公的現狀繼續存在,無論銀根怎樣放松,非國有企業的投資熱情恐怕都將無法提振。所以,當務之急應該盡量縮小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的初次分配待遇差別。
其次,在以工資為主體的收入分配方面,還無法依據各種要素的貢獻來公平實現其市場價值。資本對勞動力價值的剝奪有加重趨勢,弱勢群體得不到足夠保護,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結果導致中國中產階層人群比重過低,居民整體消費能力較弱,儲蓄率高居不下。基于此種情況,我們是否更有必要學習英國政府的做法:提高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降低普通納稅人的所得稅?這樣做的好處是:國家不用掏一分錢,就解決了居民的稅收壓力,也避免了貨幣的大量增印,為經濟的穩定發展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此外,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曾提出要“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目前應該是落實這項政策的最佳時機。因為這對提振消費、刺激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在中國,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者的神經已經麻木,而我們的政策不應麻木。諸如“遺產稅、贈予稅、物業稅”和官員財產申報公開等等,限制富人的有效措施,是否到了應該實行的時候了呢?
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停滯不前,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但日本并沒有出現就業危機和社會動亂。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社會各階層相對均衡地分享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貧富差距不大,社會保障體系又相對完善,中國是否應該向日本學習些什么呢?中國既然已經決定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將30年改革開放創造的“中國式奇跡”繼續延續下去,走上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那么呵護民生、保住百姓的飯碗,就遠比修路造橋更重要。在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如果人為地單方面地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很可能帶來更大的產能過剩,使經濟社會的轉型更加困難,最終不可持續。只要讓民眾的生活好起來,切實分享到改革發展帶來的成果,即使經濟增長速度低于8%,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
來源:經濟觀察網
    新浪聲明:此消息系轉載自新浪合作媒體,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自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