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超報道

　　2008年12月26日，三鹿宣布破產，原三鹿董事長兼總經理田文華也在31日接受法庭審理。價值150億元的三鹿品牌隨風而逝。

　　在工業化的生產線上，食品受到污染屢見不鮮。1993年，百事可樂陷入針頭災難。2000年，康泰克受到過PPA的困擾。但他們為什么能屹立不倒，而偏偏三鹿倒下了呢？

　　無視消費者利益

　　“三鹿事件的根源在于完全忽視了消費者的利益，采取了賭博式的應對方法。”著名品牌專家李光斗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

　　在事情剛發生時，三鹿就應該行動起來，不管人們的懷疑是真是假，遵循“假使有錯推定、消費者利益至上”的原則，在第一時間停售人們懷疑的問題產品，進行質量檢測。

　　“如此一來，不管最終產品有無問題，此舉都會給企業贏得負責任的形象。產品沒問題，人們更加喜歡你；產品有問題，你的積極的、負責任的行為，也會讓消費者原諒你。有問題不怕，怕的是知情不報。三鹿恰恰犯了這一兵家大忌。”李光斗說。

　　早在2008年3月份就有消費者向三鹿集團反映，有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后，出現尿液變色或尿液中有顆粒現象。全國首例腎結石患兒也在南京出現。但是，三鹿集團并未作出任何公開回應。

　　其實，家長們已經把懷疑的矛頭指向了孩子們一直食用的三鹿奶粉。患病嬰兒的家長李先生說：“或許和當年安徽阜陽的空殼奶粉致嬰兒成為大頭娃娃一樣，這次的罪魁禍首也是奶粉。”而“某品牌”奶粉這個字眼也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家媒體上。

　　面對諸多質疑，三鹿集團依然“堅持己見”。2008年9月11日，三鹿集團傳媒部對媒體表示，該集團奶粉的檢驗顯示沒有質量問題。

　　就在發表這番言論的兩個半小時后，三鹿口風瞬時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發出了召回產品說明，稱自檢時發現2008年8月6日前出廠的部分批次三鹿嬰幼兒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但是此時已晚，人們對三鹿的信任值已經一路狂跌。”李光斗說。

　　據三鹿知情人透露，其實在2007年第四季度，就已經發現奶源問題，但三鹿并沒有采取措施，直到2008年3月，已發現奶粉出現問題卻仍在“打自己的小算盤”，不愿承擔應負的社會責任，最終釀成企業覆滅的大禍。

　　“當時三鹿的心態更多的是僥幸，能瞞住就瞞住。可最終卻走向了覆滅。”李光斗說。

　　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王忠禹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全國企業文化年會”上也表示，造成這一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企業誠信的缺失。企業要以三鹿奶粉事件為鑒，切實加強誠信道德建設，規范自身行為，自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無論市場競爭有多么激烈，經營環境有多么復雜，企業都應堅守道德底線，永遠讓消費者享受到安全、可靠、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王忠禹強調。

　　政府監管不到位

　　在三鹿事件中暴露出來的行業潛規則，地方政府恐難逃干系。

　　繼三鹿之后，蒙牛、伊利等22家生產廠商也被“挖”了出來，危機由三鹿擴散到整個乳業。“這時人們才意識到，奶粉生產企業采購三聚氰胺，其實是‘行業潛規則’。這種潛規則在食品行業中有著相當大的市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院莫紀宏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新華網評論稱，問題奶粉事件中暴露的這種“行業潛規則”，直接導致了廣大消費者對品牌奶企的懷疑和抵觸，信心嚴重受挫，給奶制品行業造成極大的沖擊和破壞。

　　其實，早在2007年美國就曾指責中國在寵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那時，國家相關部門加強了食品監管，但三聚氰胺并未進入國家標準，也沒有明令禁止其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這就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放松警惕的借口。”

　　“在三鹿事發前，曾有媒體報道說，三鹿奶粉出廠時經過了1000多道檢測程序，為什么還是沒查出問題？杜絕失信行為，構筑企業誠信文化，都有賴于政府部門的強力監管。因此，政府監管不到位也是三鹿事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莫紀宏說。

　　長江商學院教授王一江也發表文章稱，三鹿問題就是一個考核體系的問題，三鹿問題所反映的，正是現有地方黨政干部考核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地方政府的重視加上其對資源的控制，導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對企業，特別是對GDP有重大貢獻的大型知名和高增長企業，都傾力支持。

　　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曾表示，新西蘭奶業巨頭恒天然在2008年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后，即要求全面公開地召回所有受波及產品，但卻遭到阻撓，直到新西蘭政府聯系中國中央政府之后，河北的地方官員才開始采取行動。

　　就此次奶粉事故，專家和業內人士認為，執法的改進迫在眉睫。人大第三次審議的《食品安全法》也確實針對三鹿事件進行了修改。

　　莫紀宏卻認為，該法出臺后肯定會對今后的食品安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歸根到底還是人的因素，政府監管到位、企業誠實守信才是最重要的。很多時候并不是制度有問題，而是執行有問題。包括食品安全領域的許多法律法規也是如此，有沒有被真正執行到位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王一江則認為，希望應放在對干部管理和考核體系的改革上。王一江指出，既然地方政府不能不管經濟，推動經濟發展，又不能只顧經濟發展，忽視實現“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要求的其他指標，那么，不如把兩部分要求分拆開來，讓市長、縣長一心一意抓經濟，讓書記一心一意抓環境資源和社會和諧問題。

　　“如此一來，地方政府中仍然有主要領導關心企業，支持企業，關心經濟增長，但又受到其他主要領導的制約，不能只顧‘快’而忽視‘好’的要求，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王一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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