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培新

　　因多年成功的實業投資而享有盛譽的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榮智健，近日卻深陷辭職漩渦。

　　2009年1月2日， 中信泰富（00267.HK）披露，該公司董事榮智健、榮明杰、范鴻齡、常振明等17名董事正接受香港證監會的調查。這是繼2008年10月22日香港證監會宣布介入調查中信泰富巨虧事件以來，上市公司首度披露被調查對象。

　　事實上，多月以來，對于榮智健本人應否對中信泰富的巨虧承擔法律責任，市場人士眾說紛紜。

　　“成王敗寇是商場邏輯，但并非法律邏輯”

　　中信泰富的巨虧事出有因。由于該公司在澳大利亞西部經營著一個鐵礦，中信泰富需要以澳元購買設備和供應品。為了對沖匯率波動風險，從2007年起，中信泰富開始購買澳元外匯期權合約。然而，天不遂人意。此次金融風暴來勢兇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澳元大幅跳水且持續貶值，中信泰富在這次外匯衍生品交易中損失達到155億港元。

　　中信泰富投資外匯虧損百億，或許榮智健先生并不是直接責任人。按照榮智健先生本人所言，事前他對交易毫不知情。財務董事張立憲未遵守公司對沖風險的政策，進行交易前又沒有得到他的批準。

　　退一步而言，即使榮智健知情并且批準了這些交易行為，其未必就一定責任在身。眾所周知，公司每一項商業決策，風險均如影隨形；而且，利潤越高，風險也就越大。市場消費偏好、法律法規的調整、系統性金融風險等都構成了極難預期的變數。在理論上，如果對種種變數都細為考量，的確可能作出一項明智的決策。但商場如戰場，商業機會稍縱即逝，這注定了商人不能像法官和學者那樣絲絲入扣地思維和工作。

　　正如美國著名公司法學者曼尼教授所言，“經營者不像法官，有能力同時也愿意就特定的案件爭論不休，以求得‘正確的答案’；經營者不像學者那樣一絲不茍地去追求真理，也不像科學家在高度專業化的領域中精益求精地探求更為完善的方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官“事后諸葛亮”式的聰明往往招致一些善意的嘲笑。

　　因而，在公司法上，有一條著名的“經營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即只要董事和公司高管善盡職守，盡到了與擁有同樣智識和經驗的人在同樣的情況下會盡到的注意義務，即使公司運營失敗，高管也無須承擔法律責任。畢竟，料事如神的巴菲特只有一個。

　　因而，對于榮智健先生所謂“不知情”的表述，只是表明公司的治理與風險監控機制存在疏漏，身為董事局主席的榮智健先生，的確在管理上難辭其咎，但卻未必因此背負對股東的賠償責任。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因而，這次香港證監會介入調查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界定中信泰富巨虧背后的責任歸屬，而是公司披露巨虧消息不及時。據媒體此前報道，2008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會即已獲悉該公司投資外匯期權交易，釀成百億虧損，卻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稱，“公司的財務或交易狀況沒有出現重大不利改變”，而直到2008年10月20日，該公司才正式對外公布利空消息。

　　因而，香港證監會在其關于監管方式和對象的說明中稱，“就上市公司涉嫌進行損害股東利益或有欺詐成分的交易、或向公眾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的行為進行查詢”。

　　眾所周知，在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基本常態。信息的不利偏在，使投資者的決策舉步維艱。強有力的信息披露則可使投資者獲得平等的知情權，并以此作出投資決策。反之，如果聽任信息披露違規，市場的公信力將被蠶食殆盡，證券市場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無底的黑洞。

　　因而，發源于1844年英國公司法、為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所確立并日臻完善、成為英美等成熟市場國家證券法律的核心與基石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國證券市場通行無礙的“金字招牌”，各國無不將其奉為證券市場的圭臬而備加推崇。信息披露制度之于證券市場，正如引擎之于飛機、橋基之于大橋，起著本源性、關鍵性的作用。

　　直接接受英美法系的香港，對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設極為注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要全面、及時、準確地公開披露“股價敏感資料”，以確保市場運作公平無礙。但中信泰富在外匯交易虧損事件發生之后，拖延了約一個半月時間才公布消息，披露違規當屬無異。

　　公司披露違規，作為掌門人的榮智健，顯然責任在身。但中信泰富作為紅籌股的一面旗幟，其董事局主席為此付出了長期的智慧和心力，如果僅僅因此而去職，其利弊得失，值得其股東仔細思量。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法學會證券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