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美國當選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對美聯儲(Fed)最新反蕭條聲明做出了回應——他表示，美聯儲可能很快將彈盡糧絕。如果在通過貨幣創造為一部分預算赤字融資的最后救助過程中，美國新一屆政府打算采取合作的態度，就無需作出這樣表態。無論如何，有一點十分明顯：這位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有意通過大幅擴大公共部門活動，作為貨幣刺激政策的補充。這種暗示立刻熟諳歷史的觀察人士回想起了一個原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上世紀30年代的“新政”(New Deal)。

　　我希望，奧巴馬及其顧問能夠從中去粗取精。然而，盡管如果有人黨派性不那么強，就能夠從對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分析中找出共性，但對于“新政”，人們的共識仍然很少。羅斯福“新政”是為了應對大蕭條。目前仍有許多共和黨人認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陰謀，但也有許多民主黨人認為這是一種信條。學術界對此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數政治歷史學家對其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而多數經濟學家則表示出了更大的疑慮。雙方一致同意的一點是：羅斯福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連續4次贏得總統選舉。

　　毫無疑問，出發點肯定是：羅斯福不是個理論家，但卻采取了一系列有時相互矛盾的臨時措施。有一個問題甚至到現在都沒有達成共識，那就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政策中，哪些屬于新政的一部分，而哪些不屬于。例如，銀行存款保險是1933年美國國會發起的《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業法》(Glass-Steagal Banking Act)的一部分，并在隨后1935年的法案中成為永久性法律。據說在眾多法案中，正是該法案使美國頂住了蕭條（不過當然沒能抵御經濟衰退）。而羅斯福本人只是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這一法案，因為用埃里克?羅威(Eric Rauchway)教授的話來說，他擔心“有一天，政府會發現自己要被迫為破產銀行支付過多的資金”（《大蕭條和新政：短序》(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New Deal: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大學出版社(OUP)出版）。

　　這體現出了羅斯�？偨y對預算赤字本能的抵觸，盡管當時他將其視為令人遺憾的必要之舉。

　　“新政”可以分為3個相互重疊的時期。第一個英勇階段始自羅斯福1933年3月4日上臺之際。他首先強制銀行業休假6天，而后推出一項緊急法案，提高了聯邦政府對銀行業體系的監管權。他本人當時信奉一種觀點：即他是在挽救、而不是在毀滅資本主義。這項緊急法案還廢除了金本位，其后美元的比價被設定在更低的水平。

　　這種實際意義上的美元貶值，加之隨后來自歐洲的黃金流入，使得貨幣供應從1930年至1932年的災難性下滑中實現復蘇，繼續了一種更富擴張性的進程——如果說有些飄忽不定的話。

　　伴隨這些貨幣舉措的出臺，是一整套旨在促進就業并緩解蕭條的新機構。不管自由市場理論主張什么，我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來譴責羅斯�！�—他試圖以更快地速度創造就業機會，而不是單獨依靠貨幣政策本身。當時美國失業率將近25%，一首最為流行的歌曲唱道“兄弟，能給我一毛錢嗎”(Buddy can you spare a dime)。

　　第一個階段逐漸讓位于第二個階段。熱情更高的“新政”擁護者們并不滿足于經濟復蘇，他們希望構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其社會主義特征不像社團主義(corporatism)那么明顯。在這一體系下，在由工會和雇主組織之間的政治協商來決定價格的過程中，市場力量將盡可能被取代。根據《國家復興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可以通過頒布可強制施行的法規做到這點——直至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該法案違反了憲法。1936年，圍繞這些舉措的爭論促使羅斯福總統的言辭進入了一個更為激進的階段，他當時支持對“罪惡大富豪”(malefactors of great wealth)進行口誅筆伐。

　　隨著二戰的臨近，“新政”進入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新政”動力漸失。1937年至1938年，美國政策突然向金融保守主義傾斜，當時政府削減了社會支出，試圖重新平衡預算，美聯儲也過早收緊了貨幣政策。

　　綜觀美國的“新政”時期，我們發現，與以往相比，伴隨需求擴大的，是批發價格以高得多的幅度上漲，同時產出和就業以較低的速度復蘇。實際上，直到1943年，失業率才重返1929年時的低位，那時二戰早已打響。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將這一令人失望的過程歸咎于：政府有意通過鼓勵組建工會來推高物價和薪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曾委婉地批評羅斯福，不必要地與企業對立起來。

　　我會從中得出一個簡單的教訓。在應對經濟下滑時，要把精力集中在需求和產出上。不要干預價格和薪資；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意或無意地增強企業、勞動者或農業游說團體的權力。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塞繆爾?布里坦(Samuel Brittan)

　　譯者/梁艷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