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業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言，高儲蓄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本來源。當然，這個看法在開放的經濟中可以得到修正。如果經濟是開放的，即使某個經濟體出現了低儲蓄，那么國內的投資仍然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因為一方面可以通過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得資本，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從國外借款或者向國外投資者發行證券，總之，只要國際資本市場是充分流動的，那么一國的儲蓄率高低似乎并不能夠完全影響到一國的投資水平，進而無法完全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美國就是低儲蓄的典型，但這不影響美國維持著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實力。很多人對此不服氣，覺得美國家庭拼命消費，同時用國外的資本來支撐國內增長，太精明了。

　　其實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也是國際資本流動的受益者。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涌入，加上我們自身的高儲蓄率，使得國內經濟增長獲得了極為充足的資本支撐，以至于兩位數的增長率保持了多年。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沉湎于這種增長奇跡當中，遲早會出事。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國的家庭儲蓄率較高，那就意味著消費率較低，即家庭每增加一單位可支配收入，就可能只拿出一部分來消費。如果消費水平不高，那就意味著國內消費總需求不旺盛。而高速經濟增長大大提高了總供給水平，如果沒有國際市場，那么就必然出現供給過剩。怎么辦？把過剩的供給輸向國際市場，即通過擴大出口，刺激國外家庭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來彌補本國家庭消費的不足。結果，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對國外的家庭消費就產生了巨大的依賴。

　　想想看，當本次金融危機最終蔓延到實體經濟，導致美國家庭消費水平開始下降的時候，直接的后果就是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也下降。而這就會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使得中國的供給能力得不到釋放。接下來就是大量的外向型企業陷于財務困境，甚至倒閉。因此，面對國外消費需求的波動，中國的外向型企業是非常脆弱的。除非這些企業及時調整策略，轉向國內市場。但是，如果中國的家庭仍然保持較高的儲蓄率，那么大量外向型企業轉攻國內市場后，就必然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未來的產品市場將超乎尋常的慘烈。走到這一步，我們就看到高儲蓄率的壞處了。國內家庭的高儲蓄率在提供大量的資本的同時，也告訴這些企業，我們的消費愿望并不高。指望從我們口袋中掏錢，難著呢。

　　一個困擾的現象開始出現：高儲蓄率提供高的資本積累，從而不斷給總供給的擴張創造條件；而同時高儲蓄率意味著家庭消費意愿不足，消費需求不足又壓抑總供給的擴張！企業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特別重要的是，在面臨經濟衰退的時候，由于對未來的收入增長預期悲觀，居民會更加重視儲蓄，對消費需求就更加謹慎。這無疑對企業是雪上加霜。所以，拯救經濟，讓經濟盡早走出衰退，不是通過號召家庭消費就能夠實現的，或者通過家電下鄉等活動就能夠刺激起來的。蒙代爾建議中國政府給家庭發放消費券，且不說財政是否能夠承受，即使每個人發100元消費券，對眾多的企業來說也是杯水車薪，不是長久之計。關鍵的問題是要找到家庭高儲蓄的原因，然后對癥下藥，才能獲得一個長期穩定的政策。

　　最近IMF的經濟學家查蒙（Chamon）和康奈爾大學的普拉薩（Prasad）教授在NBER（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發布了他們的最新論文，他們基于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儲蓄率從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居民的儲蓄率也在穩步上升。這是一件好事嗎？如前所述，未必。這兩個學者研究發現，導致中國家庭儲蓄率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住房、教育和醫療的負擔過重！看起來這當然是老百姓的常識，但就是這個常識，決策者未必認識得到，或者即使認識到了，也未必會重視。可能需要外國學者來系統研究，才會引起注意吧！

　　當然，外國學者可能并不清楚，改革開放以來，為何中國家庭的教育和醫療負擔會很重呢？住房的負擔重可以理解，這個問題對美國家庭也是一樣。但即使同為發展中國家或者轉型經濟體，也沒有像中國的家庭因為教育和醫療負擔而喘不過氣來。這說明，當我們在享受高速增長的愉悅的時候，其實大部分普通家庭并沒有獲得多少福利的改進。想刺激消費需求，看到這，應該明白該怎么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