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胡雪琴/北京報道

　　10月14日，《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新醫改方案）正式公布，并向社會各界廣泛征求意見。意見征詢于11月14日24時截止，共收到意見3萬5千多條。 新醫改方案能否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新醫改方案最需要修正的關鍵何在？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發展中心主任賴平耀教授近日接受本刊記者專訪。 “政府投入嚴重不足” 《中國經濟周刊》：新方案出臺的背景之一就是“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您認為新醫改方案的出臺能否解決這個問題？ 賴平耀：“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本癥結在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從90年代下半期到現在，政府財政投入在全部醫療支出中所占比重僅為15%-18%左右，占GDP不到1%。而發達國家對公共醫療財政投入則占GDP近8%。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便是導致醫院的方向發生根本的改變，從以“救死扶傷”為職責變為追求收入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提供更多、更貴的藥品與醫療服務。 目前城市醫院中醫生月收入由財政保證的一般僅為2000-3000元，低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平均工資，在一些發達地區，醫生的月收入可達到4000-80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通過創收得到的，醫院內醫生的收入也實行同創收掛鉤。 公立醫院醫生收入依靠從病人那里創收來保證，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公立醫院實行“統收統支，均等工資”，這不僅是傳統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原則。新醫改方案回避了這樣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即在政府投入不到位的情況下，醫院如何能夠回到傳統的“救死扶傷”的天職。 “政府投入應相當于GDP的3%” 《中國經濟周刊》：剛才您提到政府投入嚴重不足是問題癥結，您認為合理的比例應該為多少？ 賴平耀：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按全國醫務人員600萬、人均年工資收入6萬元計算，工資收入支出約需3600億元，若固定支出按等同于工資收入支出計算，則總共為7200億，約相當于2007年GDP的3%，是目前支出水平的3倍。 這個估算高不高呢？我們認為不算高。醫療衛生部門屬于人力資本密集型部門，平均工資應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人均年工資收入6萬也僅僅略高于北京、上海的平均工資水平。 另一方面，2007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與房地產投資均超過2萬億。作為對比，就發達國家而言，其醫療支出占GDP比重與住房投資占GDP比重大致相當，但在中國，后者卻是前者的10倍以上。 我們的基本建議是：（1）政府對醫務人員的工資收入與固定資本支出提供完全的財政保障；（2）參照國際標準對不同等級的醫院制定相對應的保障標準，到2020年力爭所有地級市醫院達到國際標準，縣級醫院達到或接近達到國際水準。 《中國經濟周刊》：您提到政府對公共醫療的財政投入要提高到占GDP3%，這是否可行呢？ 賴平耀：發達國家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GDP比重要大大超過中國的比重，但也許有人要說，發達國家總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中國大得多。因此，上述對比不完全合理。其實，我認為，第一，按一些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35-40%計算，公共醫療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1/6，而中國相應的比重則不到1/20。第二，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大部分為轉移支付（用于社會福利的支付）。扣除轉移支付的剩余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大大高于中國的水平。 在發達國家的典型支出中，行政與經濟建設支出所占比重較小。相比之下，中國財政支出中轉移支付的比重很低，教育醫療等支出投入不足，而行政與投資支出則比重過大。因此，只要削減行政與經濟建設支出，便能夠大幅度提高政府對公共醫療服務的財政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