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的時代

　　——《激蕩•1978-2008》編導丁玎

　　在1998年1月19日的記者招待會現場，新任總理朱镕基承諾在任期四年內，完成三件事情，一是力保人民幣不貶值；二是激活經濟，啟動內需；三是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其中最后一項：“三年內國有企業擺脫困境”是最讓人覺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到了1998年，包袱沉重、步履蹣跚的國企業形象依舊沒有改變。事實上，在過去的一年中，全國破產國企的數量超過了600家，還有近千家被兼并。進入1998年后，財政部新聞發言人更是在公開場合公布了一個讓人有些絕望的現實：國有企業不得不通過財務報表作假的方式，來掩蓋現實的窘境。100家重點國有企業中81%的企業，存在資產不實和虛列利潤的情況。國企改革因此被稱作“最難啃的骨頭”。那么，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朱容基又會怎樣啃這塊骨頭呢？他的戰略就是 “國退民進”和“抓大放小”。

　　就在發表了“地雷陣”演講的5天后，朱镕基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劃，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卷業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卷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根據協議，中國膠卷業的7家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公司，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資金，同時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個轟動了國際商業界的協議被稱為“98協議”。

　　98協議的啟動可以追溯到1994年。當時，柯達正陷入空前的災難中，這家因發明了感光乳劑而百年不衰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強力沖擊。在歐美市場，柯達節節敗退，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在中國市場上，柯達同樣是一個落后者，富士占據著70%以上的市場份額。所以，當新任總裁裴學德上任的時候，柯達正如一艘撞上了冰山的泰坦尼克，開始緩緩沉沒。

　　在這種處境之下的柯達只能依靠龐大的市場增量來解決自身問題。于是，裴學德把目光投向了巨大的中國市場，他提出的“全面收購中國膠卷企業”這個讓很多人都覺得荒誕不經的計劃，與朱容基的想法不謀而合。

　　如果說柯達的現狀是焦頭爛額的話，那么，中國膠卷業則算得上是走投無路了。80年代，各地政府相繼從美國柯達、日本富士和德國的愛克發三家企業處，引進了成套的彩色膠卷生產線，其中，廈門福達與柯達的引進項目投資15億元，汕頭公元與富士的項目費用更高達40億元。在短短10年內，中國建成了7家膠卷工廠，分別是廈門福達、汕頭公元、無錫阿爾梅、上海感光、天津感光、遼源膠片以及保定樂凱。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膠卷企業最多的國家。

　　事實上，膠卷行業此時的狀態正是國企的典型縮影。1996年一季度，國企首次出現凈虧損，到了第二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額已經高達943億元。盡快改善國企的經營狀況，全面推進國企改革已經成為一個非闖不可的關口。

　　面對不絕于耳的“振興民族工業”的呼聲，柯達只能修改計劃，最后拿出了“除樂凱以外，其他企業全部與柯達合資”的方案，同時還請出了一位談判高手。生于北京，長在臺灣的葉鶯，既做過新聞記者，又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對中西方文化的熟悉使她成為柯達此項并購案中，進行談判的不二人選。和當時所有的改革一樣，觀念沖突是柯達收購時遇到的首要問題。

　　除了依靠外資解決國企困境，國退民進的戰略也在明顯加快。在隨后幾年中，國企退出的速度和比例，一度成了改革政績考核的一個指標，很多城市將上百家企業一起“打包出售”以求其快。最轟動的新聞事件發生在2003年2月，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攬子出讓600億元的國有資產；而在重慶，1000億國資也在等待買主；深圳則推出了幾十家國企進行國際招標。

　　2003年，中國政府與柯達的“98協議”終于完成了收官之筆。柯達以總值1億美元的現金、設備和技術，換取了中國膠片行業最后一家企業樂凱20%的股份。盡管憑借“98協議”，柯達暫時緩解了危機，并在很長的時間里成功阻擋了富士在中國的發展，但身形龐大的柯達最終還是因為沒有抓住數碼時代的機遇而錯失了最好的發展機會。不過，這并不妨礙柯達的98協議成為經典案例。

　　當2003年柯達的全行業收購計劃終于塵埃落定的時候，國企的脫困行動也已經經歷了一場浴血奮戰。不少知名企業在這一年完成了結構調整：中石油、中石化、上海寶鋼集團等一批有著跨國經營潛力的特大型企業集團相繼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