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債與紅帽子

　　                            ——《激蕩•1978-2008》編導朱琳

　　1988年的中國市場在高達26.7%的通脹率中亂象叢生。為了遏制惡性的膨脹，中國政府在無奈之下，開始了又一輪的宏觀調控。

　　1989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晚。

　　《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一向出言謹慎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里也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

　　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使大多數企業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里經歷了“冰火兩重天”，商品在一夜之間從搶購變成滯銷，造成了企業大量的庫存和資金緊繃、互相之間拖欠的惡性循環。央行的資料顯示，1989年剛過了一個季度，3月底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就高達1085億元。 “三角債”就好比是走向經濟低迷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隨之而來的連鎖反應都大告而不妙。

　　引進外資更是步履維艱。《財富》雜志觀察到：“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公司已經停止運行，只是靜觀其變。”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貨幣流通了幾千年之后，1989年的9月，在北京竟然召開了一個不需要貨幣的直接以貨易貨的貿易會。據著名財經記者吳曉波回憶：“短短三天，竟然還做成了8億元的易貨生意。《北京日報》強打起精神來評論說，“易貨貿易雖然是比較原始的交換方式，但在當前資金普遍緊張的情況下，不失為一條靈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難的途經。”“

　　三角債不但始終令企業和政府頭疼，甚至還出現了前清后欠，越欠越多的不良循環。諸如東北是老工業基地，國有企業很多，三角債現象也最嚴重。當時，新華社得到這樣一個消息，鞍山鋼鐵廠的存煤頂多還能用一個禮拜。鞍鋼1988年的鋼產量是88萬噸，相當于1958年全國大煉鋼鐵時期，整個中國一年的鋼產量。于是，他們派出記者進行采訪。記者謝金虎這樣形容當時的鞍鋼：“鞍鋼當時什么情況呢？鞍鋼當時他生產出來的鋼材，發出去的鋼材錢回不來。然后他沒有錢，他就不可能支付煤礦的錢，所以又欠了煤礦的錢。當年我們到鞍鋼的時候發生什么情況？煤礦不給他發煤了。”

　　煤礦不給煤，鞍鋼就面臨高爐停火，面臨煉鋼爐凍結，面臨全廠癱瘓。總經理李華忠得知沈陽電纜廠還欠鞍鋼三千萬元貨款，就只好給沈陽電纜廠的許廠長打電話。但是三角債，三角債，就是那么一個人欠欠人，扯不斷掰不開的死結。

　　為了解決“三角債”問題，1989年5月，國務院宣布，在央行的牽頭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聯合起來，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地清理企業“三角債”。但這項工作推進得非常艱難。

　　最大的困難據謝金虎描述，主要有兩個，一個當時可以說是信用危機， 80%以上的企業陷入債務鏈，大家都抱著法不責眾這么一個狀態，所以要清理起來非常困難，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地方格局，行政壁壘。

　　有了這樣的想法，銀行聯合清欠也好，地方對等清欠也罷，都很快陷入了僵局。

　　但是，企業要生產，不生產也得開工資，卻是萬萬等不得的。求人不如求己，干脆派人去上門討債。一時間，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支浩浩蕩蕩的“討債大軍”。據說有的國營中小企業，甚至有超過一半的人被派出去討債。

　　就在中國改革開放最緊要的關頭，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是堅定地告訴世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訂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實行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干下去。”

　　在6月24日結束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 62歲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被選拔出來，當選為新的總書記。用鄧小平的話說，江是中共新一代領導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