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主”禹作敏

　　                              ——《激蕩•1978-2008》編導丁玎

　　1986年3月26號，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山西大寨人陳永貴，在酣睡中去世。30多年前，陳永貴帶領一群農民披星戴月，將一條700米長的黃土山溝，鑿成一片能長莊稼的梯田，毛澤東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陳永貴由此成為中國農民的偶像。

　　不過30年后的1986年，陳永貴去世的消息似乎并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關注，因為所有人心目中的“農民英雄”已是另一種形象了：身披皮爾卡丹西裝的禹作敏登上了舞臺。

　　禹作敏與陳永貴一樣，都生長在華北大地上，都有披著上衣見客的習慣，所不同的是，陳永貴經常披的是深藍色布棉襖，而禹作敏則喜歡披著紅色的名牌西裝。在當時，他已經聲名遠播，如日中天，儼然新一代的“中國第一農民”。不過，從一開始，這位“中國第一農民”就被太多的爭議所包圍。最終以連書內參絆倒禹作敏的原《法制日報》天津站站長劉林山回憶這個中國第一農民時說：“管理是封建式的，用人是奴隸式的，它的文化是港臺式，而家庭生活是帝王式的，生活是帝王式的，不是家庭。”

　　1986年，全國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超過了1千萬家，總產值占全國總值的20%，“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赫然出現。這支生機勃勃的草根力量，呼喚它的英雄和偶像。于是，禹作敏登上了時代給他搭就的舞臺。

　　正是這個滿臉溝壑的華北農民，在過去的10年里，讓一座遠近聞名的赤貧村，成為了全中國的“首富村”。

　　禹作敏是辦廠起家的。早在1977年，他就拿著東拼西湊來的15萬元作為啟動資金，辦起了冷軋帶鋼廠，當年就賺回了17萬元，這家廠也成為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此后，“母雞下蛋”，一家廠變成4家，甚至幾十家。在回憶自己的發家史時，禹作敏這個功勞歸結為于國家政策，據王志綱說，禹作敏有幾句口頭禪“人家兩句話就說清楚了。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前看，才能向錢看。這就是他的辯證法。”

　　大邱莊是依靠倒賣和加工鋼材起家的，但人們更愿意相信，大邱莊能夠超常規地發展，一定有超常規的做法。事實上，去過大邱莊的人們也確實看到了不少匪夷所思的超常規的情形。馮治至今還記得當年的景象。“我走到大街上，因為他一看我是個外來人，就拍拍我的肩膀，你手里有鋼材嗎？有貨嗎？還有的人就打了手碼，多少錢一噸。”

　　放眼1986年的中國，禹作敏的崛起是一個重要的改革現象。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曾經做過這樣的表述，“近年來，中央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帶領大邱莊富裕起來的禹作敏曾連續多年，作為代表億萬農民的特殊嘉賓，坐在央視的春節晚會直播現場。不過，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到處顯露自己的政治智慧，做一位農民語言大師。每次與官員或記者對話，他的開場白都是：“我就是一個農民”，但據說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被他的如珠妙語所傾倒。作為“莊主”的禹作敏當然會對大邱莊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維持著絕對的秩序。大邱莊在富足的同時，也漸漸蛻變成為了一個專制而獨立的“王國”。在這個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國”里，沒有人可以唱反調。

　　牛氣沖天的禹作敏開始做起了某種準備。他認為，“天下第一村”自然會得到中央的關注，他甚至預測，鄧小平一定會到大邱莊來視察。然而，他沒有等來鄧小平，只能來了一個悲劇。1992年12月，大邱莊一家公司的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為了所謂的絕對控制，大邱莊派了4個人非法拘禁審查知情者，并將他暴力毆打致死。之后，禹作敏又包庇肇事者，甚至非法拘留檢察人員，將公安干警拒之于門外。很快，記者劉林山采寫的關于這一事件的多篇內參，被送到了高層領導手中。

　　于是，情勢急轉直下。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同年8月27號下午，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項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也就是1999年的10月3日，70歲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十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的攝制組在大邱莊只找到了兩處能看見禹作敏名字的地方。一處是禹作敏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莊的西邊；另一處是大名鼎鼎的九龍壁，背后“大邱莊變遷記”的銘文末尾署名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而如今的大邱莊也早已扔掉了“天下第一村”的名頭，變成了“中國焊管第一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