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改革開放30年，我國資本市場也經歷了從孕育、試驗到加速發展的歷史進程。在30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觀察我國資本市場，可以大體分為三個“10年”、三個大的發展階段。1978年－1988年：懵懂而堅決的探索期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197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財經工作的決策機構。隨后，我國的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漸次推進。在此過程中，中央領導人高瞻遠矚，審慎決策，發展中國資本市場的戰略構想已經開始孕育。股票作為市場經濟常見的投融資工具，在三中全會召開后不到5年的時間，就重新在中國現身了。1983年7月，深圳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今寶安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公開向社會發行股票；1984年9月和11月，先后有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俗稱“小飛樂”）成立并向社會發行股票。京滬深三地幾乎同時出現股票這個新生事物，不是偶然的。此前的體制準備和前期探索已經為資本市場試驗做出了鋪墊。1986年11月1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時，接受客人向他贈送的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證章，回贈一張50元面值的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此前的9月，工商銀行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開啟了新中國股票柜臺交易的先河。1987年3月，國家出臺了股票發行的全國性法規，并決定從1988年起在滬深兩地進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場配套改革試點。1988年9月，在北京萬壽賓館召開的“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揭開了證券交易所籌備的序幕。這次會議由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后來的第一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主持，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的名義舉辦。會后，由高西慶（曾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現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和王波明（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干事）等人編寫了《關于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11月9日，中共中央委托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姚依林和任小組秘書長的張勁夫在中南海召開會議，聽取有關創辦中國證券市場的設想。隨后，由王波明等任執行人的“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在北京成立，創建證券交易所的實質性推進工作正式啟動。（注：1992年4月，本文作者加入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資本市場由萌動到“堅決地試”，彈指十年而已。最高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向外賓贈送股票，國務院領導在中南海聽取創辦證券市場的匯報，公開向社會傳遞了這一春天的消息。1989年－1998年：＆監管與市場的磨合期1989年下半年，中央決定啟動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辦工作。1990年初，籌辦小組向國務院和上海市提交了擬于1991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報告。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朱镕基在報告上批示：“這個時間太晚了，要在年內成立”。11月26日，上證所宣告成立；12月19日，舉行揭幕典禮。上證所開市向全世界釋放了一顆信號彈，宣告了一個決心：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雖然當時許多人難以相信，但1990年卻是中國資本市場“大膽地試”的重要年份。除了上證所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也在籌辦，參照美國納斯達克模式的“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ＳＴＡＱ）也于12月開通。我國股票市場從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爭論，焦點是股票市場姓“社”還是姓“資”。對此，高層十分關注。從1991年末到1992年初，先后有4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上證所視察。一個時間上的細節是：1992年1月16日，江澤民同志親臨上證所視察并題詞“發展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證券交易市場”。1月17日，鄧小平同志從北京出發，開始他的巡視南方之旅。鄧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視察南方部分省市，在1月19日至23日視察深圳期間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這一論斷終止了爭論，也掀起了中國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場試點的熱潮。3月起，上證所開始接受異地股票掛牌，滬深股市逐步走向全國化。在這一過程中，股市發展中的問題也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為加強證券市場宏觀管理，10月25日，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成立，行使對全國證券市場集中統一的監管職能。12月17日，國務院向各省市自治區發出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證券市場宏觀管理的通知》。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國家決定將股票發行向全國鋪開。從1993年起，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都可以選擇一兩家企業發行股票。下半年起，新股發行步伐大幅度加快。相關全國性法規也相繼出臺。由于股票供應量增加，而投資者入市節奏相對滯后，股市出現大幅度下跌。1994年上半年，上海、深圳兩地股市指數分別跌至333點和96．56點。7月29日，管理層宣布了包括暫緩新股上市在內的“四大救市政策”，股市應聲而起。到9月，上證綜指突破1000點，投機氛圍加劇。為抑制過度投機，管理層采取了查處違規機構、調整交易制度等措施，市場有所回落。1995年，高層提出股市發展要“寧肯慢務求好”。當時的中國證監會主席周道炯提出“在規范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進一步規范”的監管理念。這一年的滬深股市相對平淡。許多業內人士意識到，在發展和監管兩者間尋求平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是一門高深的藝術。1996年，在國有企業改革亟待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央領導于4月提出證券市場要“穩步發展，適當加快”。由于央行連續兩次降息，各地政府支持上市公司發展，加上人們對香港即將回歸祖國的憧憬，1996年大量新股上市不僅沒有給市場造成壓力，而且給市場增添了不斷炒作的熱點。當年新增開戶數800萬，投資者規模迅速擴大。熱鬧的股市交易再次引發了投機風潮。10月以后，政府連續出臺12項降溫措施，但難以奏效。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要人們警惕“嚴重過度投機和可能造成的風險”，股市應聲大跌。此后，政府一方面繼續加強規范，一方面表明繼續發展資本市場的態度。1997年下半年起，股市進入低迷期，直至1998年。1999年－2008年：國際化的適應期1999年初，人們再度審視資本市場表現，認識到嚴重低迷的股市背離了良好的宏觀經濟形勢，有必要通過制度調整，促使市場回升。隨后，管理層先后采取了鼓勵機構投資者入市、降低股票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措施，市場逐步回暖。5月19日，滬深兩市爆發井噴行情。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定信心，規范發展》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5·19”以來的上漲是與宏觀經濟走勢相吻合的“恢復性上漲”，鼓勵人們參與資本市場。這一階段，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有必要建立一個強大資本市場。不過，隨著監管上的某些不足又一次暴露出來，人們再次陷入監管與發展的困惑中。而且，這一次的困惑更多地與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路徑相聯系。從2001年初開始，“賭場論”、“泡沫論”、“全民炒股論”等帶有極端色彩的批評一時蔓延，甚至有人提出要“推倒重來”。在爭論中，資本市場發展中固有的一些矛盾被夸大，股市治理上也出現一些偏差。伴隨爭論，有關在二級市場減持國有股的政策建議被認同，直接導致股市大跌。這次長達1年多的爭論產生了一個重大結果：全社會都認識到要改變中國股市局部上市的問題，要逐步實行全流通。為尋求更大范圍共識，2001年11月，中國證監會公開向社會征求國有股減持的方案及建議。數月后，有關方面形成了若干共識。但在臨近決策時，高層決定擱置此項改革。2001年6月14日后，股市陷入長達4年之久的低迷期。這一時期也成為人們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和監管模式大反思的時期。2003年是第五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上任的第一年。他悄然赴滬、摸底證券市場，在廣泛調研后，強調“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市場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此后，這一理念引領一系列重大改革。2004年1月31日，凝聚各方智慧的《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發展資本市場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和政策措施，強調“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黨中央國務院從全局和戰略出發作出的重要決策”。2005年4月底，中央決定要做“黨中央國務院多年來一直想做但始終沒能做的事情”，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到2007年2月，95％的上市公司完成股改，標志股改進入收尾階段。股改將更多的社會資源注入到資本市場，也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投資者的熱情，促使股指節節升高。一些過去不可能在國內上市的大型公司也在2006、2007年兩年間陸續實現上市。包括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等。在新的形勢下，股市上漲同樣伴隨投機炒作的升溫。2007年上半年，管理層通過各種方式、屢屢提示風險，同時加大對內幕交易、操縱股價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但是，市場投機氣氛難以得到根本遏制。2007年11月16日，上證綜指在人們過度樂觀的情緒中創造出6124點的歷史高點，隨后開始調整。我國資本市場的暴漲暴跌有其內在原因，即“新興加轉軌”，市場基礎建設不足，投資文化建設不足，長期投資者缺乏；也有外在原因，國際估值體系干擾我國市場的定價，導致國內市場的向心力不足。2008年起，管理層從增強市場穩定發展的機制出發，采取了包括稅收、財政、金融、國有資本等方面的綜合措施。下半年，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果斷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宣布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資本市場在過度調整之后，已進入恢復性上漲的階段。我國資本市場在經歷近一年來的大調整之后，又一次收獲了經驗和教訓。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堅定地維護本國的經濟主權和資本市場主權。中國的資本市場最終是要服務于中國人民的。作為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載體，作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資本對話平臺”，資本市場應當也可以擔當起對內進行資源分配、對外進行估值發言的歷史使命。誠如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所說，長期看，我國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不會動搖，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沒有改變。站在改革開放30年的時空坐標點上，我們應當堅定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之服務于本國人民的信念，堅持不懈地推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