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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農民工返鄉現象仍然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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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也帶隊趕赴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進行調研。蔡昉認為，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并不是特別大，農民工失業返鄉仍處于可控范圍內。
蔡昉不愿透露他到東南沿海地區調研的結果，“這些還是由當地政府部門來發布。”不過，他在成都出席“改革開放30年——統籌城鄉發展論壇”時，就農民工返鄉現象及目前的就業形勢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專訪。
更需要考慮如何擴大內需
《第一財經日報》：大家都認為一些地方的農民工返鄉現象是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企業倒閉引起的。根據你的調研，出現目前這些現象具體都有哪些原因？
蔡昉：應該說東南沿海的出口企業遇到一些困難，這有多種原因。其實，有一部分是我們主動要調整的。我們提出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過熱，這些地區都是發展速度太快的。此外，也有為把龐大的順差降下來采取的措施，很自然會受到一些影響，包括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但在實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金融危機擴大，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了。但是即使這樣，我個人認為，影響并不是特別大。實際上，這些年我們已經到了勞動力外出增長速度的極限階段，甚至在這之前一直出現了民工荒。目前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關系，也沒有惡化到若干年前那個水平。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還是可控的。有的企業倒閉，也有新的企業在發展。這樣，我們不用急，不用拼命說困難有多大。雖然出口肯定要受到抑制，但要反過來思考，我們能用什么辦法擴大內需。一是投資的內需，一個是消費的內需。這些是我們更需要考慮的事情。
《第一財經日報》：最近你在演講中提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當時我們的財政政策對帶動就業促進作用并不大？
蔡昉：對，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一方面當時我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了，這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是 “擴招”，大幅度地提高了勞動者素質，提高了中國的人力資本和總量。這一次，我們還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改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的覆蓋水平，這個起的作用就是幫助人們敢于消費。另外，繼續擴大教育，包括普及高中教育，繼續擴大高等教育，這些都是好的機會。
減稅幫助企業
《第一財經日報》：這次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就業形勢造成的影響有何不同？
蔡昉：1998年主要是以國有企業工人下崗為主，大部分工人都是城鎮居民。它可以通過失業率等顯示出來，但這次是以農民工為主，農民工沒有登記在失業率里，不能在統計中及時看到。1998年政府制定積極政策，可以針對到個人，因為他們都是城鎮居民，可以幫助創造一些公益性崗位等這些措施。現在，這些人都是流動中的勞動力。這次更多的是去幫助企業，這些企業恢復了，就業崗位就有了，這些農民工就回來了。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加上農民工這部分，目前的失業率應該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
蔡昉：這個沒辦法說清楚。但是可能會上升得比較高，過去農民工的“失業率”是比較低的。我們以前就沒有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失業率。失業率是一個很特定的概念，是有技術概念的，農民工沒有工作，叫退出勞動力市場，在任何國家都不叫失業。我們這么推算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財經日報》：在目前情況下，政府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來促進就業呢？
蔡昉：一是幫助企業，比如減稅等各種各樣的措施；另一個是刺激居民的消費來帶動需求。這也是幫助企業，特別是外需減少以后，如何轉成內需。這部分可以提高和穩定職工的工資。當然，這部分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不要盲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是通過給企業減稅的方式，甚至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可以通過集體協商制度來提高工資。居民沒后顧之憂了，能夠花錢。如果他擔心失業怎么辦，老了怎么辦，教育怎么辦，醫療怎么辦等一系列問題，他一定是去儲蓄。讓這些有保障了，他自然會去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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