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效果有賴于穩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業分紅是其他可選措施

　　陳曉晨

　　“中國啟動4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政策令人印象深刻，我認為刺激政策還應該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業分紅。”11月10日，美國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評價中國的財政擴張政策。他還認為，固定的人民幣匯率是財政擴張的前提，因為只有這樣，財政擴張的效果才會在中國國內顯現。

　　4萬億財政刺激方案正當時

　　《第一財經日報》：在你近期的言論中，希望中國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重要的一點。不過，現在這似乎已經從紙面變成了現實。

　　麥金農：其實這是我此行期望達到的一個收獲。結果，在上周日的時候，這已經變成了現實。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了10項措施，總共4萬億元人民幣，這比我想象的開支幅度要大。

　　《第一財經日報》：你此前想象的財政支出大約有多大？

　　麥金農：可能也就5000億吧，我想4萬億元確實非常令人振奮。

　　《第一財經日報》：你怎樣評價4萬億財政支出的效果？

　　麥金農：這將有助于達到兩個目標：第一，為減緩全球衰退提供強大的反周期措施；第二，降低中國的貿易盈余。

　　然而我認為，僅靠政府財政支出也許還不夠。事實上，我為中國如何應對這次危機以及改變巨額貿易盈余提出了5點對策，財政支出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五點對策包括：第一，減稅政策，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第二，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第三，提高企業分紅；第四，巨額政府支出；第五，繼續下調中國境內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

　　這5點對策中，有一些已經成為現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4萬億的巨額財政刺激政策。減稅也通過增值稅轉型的方式為企業節省了稅收，盡管幅度不如預期那樣引人注目，而且沒有涉及個人所得稅——后者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拉動居民消費。而且，增值稅轉型不僅在數量上起到減稅的效果，還為企業減少了其他負擔。另外，還能刺激相關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也可以在長時間內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是17%，也許繼續下調是在預期當中的。

　　我想強調的是，我的5點對策中的兩條——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和提高企業分紅還沒有成為現實。這兩條措施對拉動普通居民特別是其中的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對公平性也會更加關注。最近一些年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總體來說呈縮減趨勢。一個標志就是國民生產總值與GDP的比重在下降。我希望看到，未來出臺的政策中能更多的涉及到提高居民收入的具體措施。

　　復制10年前的財政貨幣政策

　　《第一財經日報》：在中國國內，有人將剛剛出臺的4萬億財政支出方案的計劃與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那次財政刺激政策相提并論。能否這樣進行類比？

　　麥金農：1998年春天時，朱镕基宣布了人民幣財政擴張的政策，那時候人民幣匯率是固定的。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有效。這需要居民消費增加，也需要企業的投資。如果企業停止投資，貿易盈余會更大，因此我們還需要消費以及私人部門的投資增長。

　　當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很多東南亞國家和韓國都實行了貨幣貶值，這給了中國很大的貶值壓力，而當時中國國內也有很強的建議人民幣貶值的聲音。然而，當時中國并沒有使自己的貨幣貶值，而是自己內部進行擴張。1998年，朱镕基總理宣布了財政擴張政策，總額大約1萬億元人民幣。當時的中國通過發國債的形式來推行政策，國家開發銀行也作為一個重要政策工具來具體實施財政的擴張。長達4年（1998~2002）的財政擴張政策引導中國成功地走出那次危機，也使得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快速地復蘇。現在，我認為中國需要復制當年朱镕基的做法。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國內也有人這樣說。從這兩次財政政策出臺的時機來看，可否做一個比較？現在的財政刺激方案是否在一個更好的條件下實行？

　　麥金農：現在的情況和當年朱镕基推行政策的時候相比，應該說時機更好了，條件好了很多。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提高了，金融機構比10年前更健康了，國有企業的狀況也更好了，我們可以想象一下10年前的時候國有企業還是整體虧損的，虧損額甚至占到了GDP的0.5%以上，而現在這一塊是贏利的，2007年占GDP的4.3%。

　　從國際方面，情況也比10年前更有利于中國實行擴張政策。10年前中國還缺乏海外擴張的機會，而這種擴張機會已經凸顯出來。我們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根據標準的貿易方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等于中國經常項目盈余。如果兩個國家要進行貿易調整，必須得是一方吸收能力增加，而另外一方要收縮。現在美方的收縮正在發生，因為房價大幅下挫；而中國這邊則有意擴張——中國現在企業信心很低落，為了中國自己的利益也應該進行擴張。除了利益以外，擴張也是中國的責任。現在美國的金融體系出了大問題，而中國是全球化很有力的成員，我們需要通過財政刺激來發揮中國的作用。

　　中美應合作保住美元強勢？

　　《第一財經日報》：在危機到來的時候，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該怎樣配合？

　　麥金農：在實際情況方面，現在所有地方的利率都向零調整，所以貨幣政策其實沒有多大的操作空間，因為下調利率是趨勢。4個月以前，中國還在擔心通貨膨脹。現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迅速下降，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雖然同比上升，但是環比下降，這種情況和4個月前很大不同。所以中國政府可以進一步采取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同時在匯率方面保持兌美元的穩定。中國在利率方面的操作空間不大，但是可以通過降低準備金率的方式實現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第一財經日報》：匯率方面呢？

　　麥金農：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財政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對刺激機經濟效果顯著，在浮動匯率下則效果甚微。因此，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復制1998年的做法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維持一個相對固定的匯率——我指的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1998年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匯率是8.27，而現在的匯率也相對穩定在6.8左右。不管具體數字如何，財政政策的有效性依賴一個相對固定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這需要美國的配合——美國必須得同意不要再抨擊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不要再威脅對中國進行反傾銷制裁。兩個國家完全可以找出一個辦法，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第一財經日報》：你是說，中美應該合作走出這次危機？

　　麥金農：是的。盡管中美兩國都無法避免這次危機，但是兩國都有相同的意愿：減輕全球性危機對自身的影響，并保住美元的強勢。

　　《第一財經日報》：中美兩國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合作？

　　麥金農：第一，美國需要立即停止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中國人民銀行應該被鼓勵穩定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在現行水平上。這是有歷史源頭的。1995年，美國就曾停止了長達25年的對日本“執行低匯率政策”抨擊，當時美國財政部長魯賓轉而表態支持“強勢美元”，以制止日元的升值預期，幫助挽救當時已經陷入困境的日本經濟。不過，當時美國做得并不到位，日元仍然在大幅度震蕩，迫使日本央行進行高額外匯儲備，也將日本進一步推向了低利率陷阱。

　　第二，中國需要在穩定匯率之后，進一步采取措施，解決儲蓄率過高的問題。正如我一直強調的那樣，中國的貿易盈余的原因不是匯率政策，而是儲蓄率過高。中國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規模政府支出、減稅或變相減稅、增加企業的股息、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進一步降低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等。這樣，隨著中國企業的出口盈余下降，更多轉向內銷，美國制造業面臨的壓力也會減少。這有助于美國減少對華貿易赤字。從世界范圍內看，中國開支的增加將會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國需求的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