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

　　我兩個女兒相差一歲半，老二個子長得相對較快，三歲后差不多就能穿姐姐的衣服。剛開始，為了培養姐妹互愛、共享的習慣，我夫人跟她們說好，媽媽給她們買的衣服，是兩人共同擁有的，屬于“公共財產”，誰都可以穿，任何人不能獨霸。

　　幾個月后，媽媽發現，姐妹倆不僅穿衣服時毫不珍惜、不負責任，而且經常為搶衣服大打出手，陳曉說她先拿到，陳笛說是她先拿，兩人各抓衣服一頭，誰也不放棄。到后來，局面演變到，只要一方想要穿哪件，另一方肯定也要那件衣服。

　　“公有”體制失敗后，我夫人王蓓只好改變制度，每次買衣服時，先說好這件是陳曉的、那是陳笛的，等等，明確產權，并規定誰要穿對方的衣服時，必須先得到同意才行，不可以在沒有得到所有者同意的情況下穿對方的衣服。我們家里的“私有制”就這樣出現了。把產權具體、明晰化到個人之后，不僅那些為衣服而大吵大鬧的局面減少很多，陳曉、陳笛對衣服也更加愛惜。

　　個人對自己東西愛護、對公有東西無所謂，是這么自然，在我女兒她們那么小，還沒人教她們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的時候，就知道區別對待自己的和公有的東西。產權歸屬明確的私有制體系，不僅是社會最為基礎性的激勵機制，而且是社會良序、個人權利的基礎，也最尊重人性。

　　當下，各國經濟因美國金融危機而全面受挫，危機之下，從美國到英國、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冰島、匈牙利以及中東國家、拉美國家等，都在由政府接管銀行、券商或保險公司的股權，要么全資國有，要么由國家實質性控股。于是，不少同仁開始懷疑自八十年代開啟的全球私有化改革：這是不是對過去二十余年私有化的反動，是不是“再國有化”的起點？從我女兒她們的表現中所看到的人性是否真的可以被強制改造？人類社會是不是真的必然走向國有？

　　政府接管危機公司在美國

　　不是第一次

　　首先，我們看到，美國政府接管銀行跟我們熟悉的國有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今天美國和西歐國家由政府持股一些大銀行，只是過渡性的危機處理手段，不是讓政府通過銀行發財或實現“共同富�！敝�目標。

　　實際上，19世紀之后，出于不同的理由，美國也多次這樣做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7年，為了保證戰爭運輸的順利進行，聯邦政府強行接管并經營美國的鐵路公司。一戰結束后，于1920年，政府重新補償這些鐵路公司的原債券投資者和股東的經濟損失，同時將這些公司轉讓給私人投資者，由民間自己經營。

　　同樣是出于戰時緊急狀態與軍供安全的理由，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將幾十家私人鐵路公司、煤礦公司以及雜貨零售公司由國家接管，到戰后再還回給民有。1952年朝鮮戰爭時期，美國私人鋼鐵公司威脅要進行全面罷工，斷絕戰時鋼鐵供應，結果，杜魯門總統宣布由政府接管88家鋼鐵公司，以保證國家安全。可是，接下來，鋼鐵公司的股東們集體起訴，指控總統命令違憲，最后，官司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定總統越權，命令將這些鋼鐵公司歸還給私人股東們。

　　在金融行業，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政府接管過很多銀行，其中規模最大的舉措要數1932年由聯邦政府成立的“國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它不僅給處于危機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貸款，而且花了13億美元 （在相對規模上相當于今天的2000億美元）買了近6000家私人銀行的股份。等經濟復蘇、銀行業穩定之后，由“國家再建金融公司”代表政府持有的銀行股份都賣給了私人投資者，或者干脆讓這些政府擁有的銀行股份私有化。

　　1984年，當時美國的第7大銀行——“大陸伊力諾依銀行”（ContinentalIllinoisBankandTrust）在德州等地因投資油田而呆壞賬太多，出現潛在的擠兌危機。由于那家銀行太大，“大到不能倒”，隨時威脅金融市場的穩定。為避免一場金融危機，聯邦政府注入資金并接手其80%的股份。在政府因呆壞賬而損失近10億美元后，該銀行被重新改組私有化，變成了今天我們熟悉的美洲銀行 （BankofAmerica）。

　　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由聯邦政府成立的 “信貸銀行清算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利息高漲，大量信貸銀行資不抵債，一場金融危機眼看要拖垮美國經濟。“信貸銀行清算公司”代表聯邦政府接手747家私人信貸銀行，共接手近4000億美元的呆壞賬。之后，該機構再將這些銀行資產一一賣出給私營企業。到1995年，納稅人共付出1240億美元左右的代價，但銀行業已全面恢復正常，“信貸銀行清算公司”的使命結束了，當年即關門。

　　美國的救市或者由國家控股私人企業，有兩個特點：其一，只是在危機出現并且其他補救方式都無效時，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長期經營企業、銀行，更不是與民爭利，也不是通過政府經營來實現“均貧富”，只是為了解決危機，或者為了特殊的戰時所需；其二，一旦危機過去，市場信心恢復并進入正常運行后，政府就從那些國家持股的銀行、金融機構或企業中淡出，將股份轉售給私人或私營企業。

　　這種因危機所引起的國家持股，跟當年中國和蘇聯進行國有化的出發點完全不一樣，不是由國家把民間力量從行業中擠掉，不是要將民間私有財產全面國有化，不是由國家來經營經濟，而是在出現市場危機時為民間市場提供援助。也就是說，這種因危機而接管金融機構的手段，是政府基于公眾利益對私有制經濟的補充，而不是對市場、對私有制的取代。

　　政府必須在問責架構下干預市場

　　在市場出現危機時，政府干預是不是否定市場經濟理念呢？不理解人之本性的人會認為這證明計劃經濟、國有經濟是人類的重新選擇，我們以前的教訓、前蘇聯的教訓都告訴我們：以私有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不僅是更尊重人性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沒有人會天真到以為今天還能像兩百年前那樣，有一個沒有政府影子的絕對自由市場。在傳統社會以村、以局部地區為核心的市場中，由于各地市場相對隔離、相互影響小，一地市場出了問題，即使沒有政府救市，后果再嚴重也危害不到全社會。那時候，政府救市的直接成本和間接“道德風險”成本會遠高于其好處，因此，以前可以有幾乎絕對的自由市場經濟。

　　現在，不管是一國之內，還是跨越國界，各地區市場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別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場已不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分割市場，而是真正國際化了的市場。在這種時候，如果一個市場因信息過多地不對稱而引發信心危機，并全面崩盤的話，它對整個世界經濟和社會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蕩，這涉及到太多的公眾利益。

　　說到底，還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市場范圍不斷擴大，改變了市場與政府間的邊界。在1800年前后，美國95%的人口生活、工作在農場上，種糧食和做手工基本是為了自給自足，除了靠近大西洋海岸、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等少數地區的農場外，其他地方的美國村莊即使有剩余糧食，也很難運到真正的跨地區市場上銷售，整個跨地區市場的形成程度很有限。就連整個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才2800萬美元，今天意義上的金融證券市場還剛剛萌芽，更談不上有全美一體化了的金融市場了。所以，在那種時代里，市場難以出問題，即使出了問題，也當然用不著由政府來救，因為那不容易把整個社會拖垮，局部市場危機涉及不到太多的公眾利益。那時，還根本沒有商品期貨市場、期權市場，更沒有住房按揭貸款證券，沒有投資銀行這樣一種行業，那些都是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事情。

　　由于十九世紀后半葉發展起來的鐵路網絡、電話網絡等，到了二十世紀初，不僅美國各地的商品市場，而且連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也把美國各地區緊緊地連在一起。到1920年代，美國各地的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算是真正地被整合為一體了。從那時開始，市場危機和全社會危機被等同起來，因為一個地方市場的咳嗽已經能讓各地市場都感冒了。

　　但是，到那時為止，美國政府并沒有完全意識到那種市場一體化程度對政府與市場邊界的界定點的影響，還是認為政府和市場可以完全獨立，不需要由政府介入危機處理。真正教訓美國社會的是1929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大危機，1930年代的大蕭條讓人們看到，當市場跨地區整合到一定程度，當金融交易的復雜度、廣度和深度上升到一定層面時，有些市場參與者居然能“大到不能倒”的地步。經過那次教訓之后，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對美國政府為市場提供的制度架構進行了全面的梳理，為那以后的發展奠定根本性制度架構，使政府的邊界適當往外拖延。

　　1930年代的危機是因為美國各地市場已經全面一體化，金融市場已經很深化，但政府的制度支持與監管架構沒有跟上，所以導致了危機。而這次是因為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已全面跨越國界全球化了，但并沒有相應的跨越國界的制度和監管架構，所以，也導致今天我們看到的全球危機。在這種“救火”時期，由政府先出面接管，是市場與政府的合理邊界發生變化之后的必然。

　　國家在市場中必須承擔維護產權和契約權益的責任，也應當建立和維護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此外，當意外市場事件威脅到太多公眾利益時，政府有責任出面保護公眾利益。相比過去，政府介入恢復信心的必要性確實高了很多。

　　當然，如果政府干預救市，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這也是代價，也會很大。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全球化了的社會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權力增加很多的同時，對權力進行監督制約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現了現代憲政民主制度。這些同步發展不是偶然的。

　　我們必須看到，在關鍵時候，政府不救市會有很大社會成本，但救市有好處，也有道德風險，兩害相權究竟誰重、誰輕？由誰來判斷？做出判斷的人是否公正客觀？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構保證其公正客觀？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場危機關鍵時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須在問責架構下干預市場。

　　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伴隨政府干預市場、解救市場危機的頻率越來越多的同時，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問責機制也必須跟上，必需有相配的政治改革，否則，政府權力的擴展反而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代價。所以，我們不怕看到美國政府、中國政府因為其與市場的邊界發生變化而頻頻介入市場，但我們怕只看到政府權力的擴張，而見不到對權力制約和問責的出現。

　�。ㄗ髡呦狄�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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