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

　　長江商學院教授yjwang@ckgsb.edu.cn

　　三鹿事件鬧得滿城風雨，人們氣憤填膺，也思考良多：這一個接一個的食品安全問題，根子何在？出路何在？探討三鹿問題的根源和出路，有多個角度和充分的空間，從社會倫理道德，從企業與行業行為的明規則與潛規則，從地方黨政干部的行為與素質，從政企關系，從法制建設，眾多角度，人們都可以發表很多觀點。

　　我認為，如果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看，三鹿問題就是一個考核體系的問題，三鹿問題所反映的，正是現有地方黨政干部考核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對地方黨政干部來說，GDP是神圣的。GDP的增長，代表了地方經濟實力的增加，代表了財政收入的增加，代表了就業的增加。說到底，它是政績最容易量化、最無可質疑的指標。GDP增長得更快一些，地方黨政干部的職業生涯往往也會相應地騰飛得更快一些。

　　在自身利益驅動下，為了追求GDP，地方政府把抓經濟作為頭等大事。地方政府的重視加上其對資源的控制，導致了 “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對企業，特別是對GDP有重大貢獻的大型知名和高增長企業，珍愛有加，百般呵護，傾力支持，使這些企業在資源、稅務和行政手續等方面一路綠燈。更有甚者，即便在法律面前，這些企業也無所顧忌，因為地方政府作為執法者站在它們一邊。在這種無視法律法規的地方環境下，三鹿奶粉，鐵本事件和草菅人命的無證煤窯這類事件，不層出不窮才怪呢。

　　“唯GDP”帶來的問題，大家看到了，中央也看到了。針對這個問題，中央特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提出了要又好又快地發展經濟的要求。問題是，“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都需要地方干部去執行。如果不能按此要求來考核地方黨政干部，那么，“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就會停留在口號上，難以落到實處。而更嚴重的問題是，考核地方政府落實“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狀況，遠不像考核GDP那么簡單。這牽涉到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環境的保護，對能源、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合理使用與配置，牽涉到收入增長、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社會治安、住房、交通、食品安全和人民群眾的滿意度與幸福感等等。簡言之，要做到“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就必須全面考慮和處理好各種經濟效益問題，同時處理好各種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角度可以指出，“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所要求的指標體系，與GDP指標體系相比，至少有三點差別：第一，GDP是單一的指標，而“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涉及到N維，N多個方方面面；第二，GDP本身就是個量化指標，而“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的指標體系中，有些可以量化，有些則很難量化，如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安全感和幸福感；第三，GDP指標是即時的，而“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測量體系中的某些指標，可能是滯后的，比如一個地方環境污染了，食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問題，可能要多年后才能反映出來。

　　存在不易量化和滯后的考核指標，對一個考核體系的真正挑戰便從此處開始。可以說，用這樣一個復雜的體系對地方政府進行及時、有效、客觀、公正的考核，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有以下三條路是走不通的：

　　第一條，老路，即繼續實行以“GDP至上”的現有體制。現有的干部管理和考核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曾經有效推動了中國經濟30年高速增長。但是如前所述，這個體制導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導致三鹿現象層出不窮，導致“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流于口號，無法落實。

　　第二條，回頭路，即因噎廢食，不再以經濟發展考核地方政府。這條路之所以走不通，是因為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社會持續進步的經濟基礎，就無法解決諸如就業、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扶貧等基本社會問題。而中國大環境的基本特點是，政府掌握控制資源，法治尚不健全。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如果地方政府對發展經濟失去動力，失去積極性，經濟發展的前景可想而知。

　　第三條，洋路，即簡單模仿發達國家做法。食品安全問題，對發達國家也是一個挑戰，日本的毒大米，加拿大的細菌污染肉，都給公眾健康甚至生命造成極大危害。但總的來說，發達國家的食品基本是安全的。客觀地說，中國的食品安全要在短期內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是相當困難的。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能直接借鑒發達國家實現食品基本安全的做法呢？答案是，發達國家的經驗不符合中國國情。發達國家實現食品基本安全，靠的是三個要素：一是獨立的司法體系，使得消費者可以跟導致食品不安全的力量 “較真”，使得導致食品不安全的利益集團明白，自己的違法行為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保護，很可能得不償失；二是資源分散，發達國家政府控制的資源相對有限，經濟發展主要靠民間力量，政府過分保護企業的現象也不突出；最后，發達國家對政府領導的考核，最重要的機制是定期選舉。選民的選票反映了投票當天選民對政治領導施政方針和效果的綜合評估。顧及到選民的綜合感受，政府領導不敢一味犧牲環境資源和社會利益，無視法律法規而站在企業一邊去單純追求GDP。靠資源分散、獨立司法和定期民選這樣一個管理體制來實現食品基本安全，與中國現在的國情當然是相去甚遠。

　　前面三條路都走不通，我們的出路何在？要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即既保持經濟繼續穩定快速增長，又使食品安全、黑煤窯和其他社會問題大幅度緩解，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發展經濟，希望何在？

　　希望就在對干部管理和考核體系的改革上。

　　拋開發達國家管理體制的具體做法，探討其考核體系的實質，我們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的管理體制的精髓是實行分工，讓每部分人都各司其職。有了分工，便可以大大簡化對不同人員的考核指標，實行專項考核。比如對法官和司法體系的評估，只看其忠于法律和司法公正的程度，與經濟發展無關，與環境資源和其他問題也無關。在這個考核體系下，法官和整個司法系統，忠于職守，守住法律的界限，便是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對行政領導來說，選民的選票使得他們必須把選民的綜合感受放在首位，否則便會失去自己的寶座。而對企業的考核，則主要是經濟效益，但如果企業違法去實現短期效益，沒有政府的保護，又懾于法律系統的權威，也不得不先三思而后行。

　　按照內部分工和在分工基礎上簡化考核指標的思路，地方黨政干部的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應該考慮對黨政職責實行分工，分別專項考核。讀者朋友也許會問，改革30年來，我們不正是在黨政分開、政企分工上下了很多功夫，也做了很多事情嗎？但我認為，我們固然已經在崗位形式上分開了，但我們的“分”是集體負責原則下的分，雖然崗位各有不同，但在責任考核下卻并沒有真正地各司其責、實行專項考核。也就是說，我們的“分”往往有名無實。

　　因此，我所說的分工，具體來說，既然地方政府不能不管經濟，推動經濟發展，又不能只顧經濟發展，忽視實現“科學發展”和“又好又快”要求的其他指標，那么，不如把兩部分要求分拆開來，讓市長、縣長一心一意抓經濟，讓書記一心一意抓環境資源和社會和諧問題。一個地方經濟發展不理想，行政領導負主要責任，扣其政績分。一個地方社會矛盾激化，黨委領導負主要責任，扣其政績分。

　　按照這個改革思路，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在這樣一個有分工、各司其職、相對易于考核的新政府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中仍然有主要領導關心企業，支持企業，關心經濟增長，但又受到其他主要領導的制約，不能只顧“快”而忽視“好”的要求，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新的考核體系，就是要為不同的主要領導各自管好自己的事提供激勵和動力。對地方領導實行黨政分工，使其各司其職，配合以按簡化了的考核指標，實行專項考核，按照這個思路來重新改革政府管理體制，以此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又好又快發展經濟的新道路。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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