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哪個角度看，克魯格曼都像是最應該獲得諾獎肯定的那個思想者，他在短短三十多年研究生涯里撰寫了大量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并于1991年就獲得了克拉克獎，無論是國際貿易領域還是國際金融領域都留下他經典的足跡；從哪個角度看，克魯格曼又都不像是能夠贏得諾獎殊榮的那個幸運兒，乖僻的性格讓他的卓爾不群顯得有些形單影只，激烈的言辭也為他招致了許多莫名其妙的嫉恨，而在專欄中對美國政府肆無忌憚的冷嘲熱諷更給他籠罩上了一絲“非主流”的陰影。

　　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是授給了這位有些“憤青”的經濟學家，無論如何，經濟學的最高殊榮還是對獲得者學術成就的褒獎，而非對其評論觀點的肯定，無論作為專欄作家的克魯格曼在妙筆生花之時顯得如何另類，作為經濟學家的克魯格曼卻是專業得無可挑剔，這一點任何一個了解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和“經濟地理學”的門徒都無可否認。

　　克魯格曼總是在不經意間很直白地表達著枯燥的學術研究如何在他的生活中變成一種充滿趣味的游戲，有的時候你甚至很難分清他鐘情于寫作論文是出于對成就的渴望，還是純粹為了尋找簡單的快樂。也許正是這種本能的研究欲望讓他掙脫了傳統理論的桎梏，進而讓他用經濟學工具開拓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領域。

　　他將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引入國際貿易研究，進而打破了“比較優勢理論”的魔咒，在一個更加細致、更加貼近事實的理論世界解釋了為什么“瑞典既在出口又在進口汽車”這樣的現實問題；興趣廣泛的他又將經濟學的邊界拓展到地理學的領域，解釋了為什么規模效應和產業集中會導致“中心——外圍”結構的形成和自我強化。

　　這位被視作凱恩斯以來最具文采的經濟學者在《紐約時報》專欄里總是不時發出些“不合時宜”的聲音。

　　自次貸危機升級演化為金融危機并引發接踵而至的政策救贖以來，克魯格曼用一周兩篇文章的速度不斷向市場傳遞著他對政策救贖戰略和方式的不信任。在近一個月來的9篇文章里，克魯格曼接連指出7000億美元救贖計劃的“不成熟”，即較高的成本并沒有為市場提供有效和充足的政府信用，而留給下一任美國總統的可能是有限的政策空間和慘淡的經濟前景。也許，克魯格曼最想告訴我們的是：政府救贖是靠不住的，在交出我們的信任前，仔細審度政策施力點及其與次貸危機要害處的距離也許才是關鍵所在。（作者為金融學博士，宏觀經濟分析師）

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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