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宏觀形勢突然惡化。國家經委、財政部、物資總局、冶金部等八個單位聯合發出通知，對全國鋼鐵實行嚴格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6萬噸，占上一年度總產鋼量的9%。廠長周冠五不得不下令投產不久的二號高爐停產。憋氣的事情還有，就在限產任務下達的同時，北京市副市長張彭又趕到首鋼，他帶來了市里的指令：由于政府財政緊張，作為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帶頭兵”，首鋼今年的上繳利潤要力保達到2.7億元，比上年增長9.3%。周冠五拿著紙和筆算給市長聽，“把首鋼的全部家底都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2.65億元，都繳上去了，企業留成一分錢沒有，職工的福利更飛到天上去了”。可是，張彭也很坦白地說，“今年市里日子過不去，就是要給你們加加壓。”

　　首鋼與主管部門的矛盾是一個日漸擴大化的普遍現象。當企業自主權落實，本來被壓抑著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時間內就會被激發出來，產量便很快增長，在這時，計劃體制與企業內在沖動的矛盾開始尖銳。這種利益的拉鋸與博弈，每年都在發生，雙方矛盾在1986年終于激化。這年12月，北京市財政局下達通知，要求首鋼補繳1.0899億元的利潤。周冠五拒不執行，財政局于是通過銀行強行扣掉首鋼賬上的2500萬元資金。此時，已是全國改革人物的周冠五當即給國務院和鄧小平寫信，信內稱，“如果讓我們繳出1億元，正在施工的技術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設施工程只能立即停止下來，職工按原包干和掛鉤辦法已拿到的工作獎金一部分要退回來，而且12月份職工的工資也無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頗有要挾之意。一個月后，鄧小平批示下來：首鋼的承包辦法一切不變。

　　這一段公案，在很多報告文學中被描述成周冠五與反對承包制的舊勢力之間的較量，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卻是國有資本集團內部兩個不同利益群體的一次拉鋸和爭斗。這樣的爭斗在幾乎所有的國企中都出現過。周冠五靠直接上書鄧小平躲過此難，卻也留下巨大的后遺癥，造成首鋼與北京市及國家各部委之間的矛盾臺面化，為他日后黯然下臺埋下禍根。

　　1995年，在國有企業領域，最大的新聞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國企改革典型”、首鋼的周冠五黯然下臺了。這時候，他領導的首鋼正飛奔在一條多元化的險途上。在76歲的周冠五心中，最大的夢想是將首鋼改造成一家類似日本三菱和韓國大宇式的財團式企業。到1994年，周冠五把首鋼帶到了巔峰狀態。這一年，首鋼以823.7萬噸的粗鋼產量一躍而成為國內鋼鐵業群雄之首。11月，他被評為中國改革風云人物。然而讓人猝不及防的是，僅僅過了三個月，周冠五受到其子周北方經濟犯罪的牽連而黯然下臺，原冶金部副部長畢群接替他，擔任首鋼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畢后來描述盛況下的首鋼是“一團亂麻”：結構亂、財務亂、管理亂、負債不合理。

　　周冠五的下臺，并沒有改變首鋼既定的多元化方針。在后來的十多年里，在資本密集型的鋼鐵行業，它一直表現得不太專心，首鋼每年80%的利潤來自于鋼鐵，但是它的大部分投資卻一直游離在這個行業之外。一位長期觀察首鋼的學者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思想感染了一大批國內企業。首鋼開始投資興建大規模集成電路生產線等一些高新技術項目，但它無意實現戰略方向的調整，只是試圖啟動鋼鐵之外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顯然，這是當時各個行業一窩蜂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浮躁風氣所致。而這些高新技術項目是以一種‘嘗試’的姿態在‘溫室’中開始生長的。”首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設想缺少深思熟慮，實行的戰術是全面出擊、遍地開花。在高新技術的框架下，涉及的行業種類之多，令許多業內人士瞠目。   (本文節選自《激蕩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原載：2007年01月 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