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生事件的喜劇性落幕，并不意味著類似事件已成定論。在今后的若干年內，國營機構里的科技人員能否外出兼職依然是一個糾纏不清的話題，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單廠一個叫鄭鴻堅的助理工程師還因為業余兼職而被判處徒刑、關進大牢。直到1988年1月18日，國務院專門下達了文件，稱“允許科技干部兼職”，至此，這個爭論才總算塵埃落定，而事實上，在那時，民營企業聘用科技人員已是一個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現象。一個十分可笑和耐人尋味的事情是，在關于科技人員能否出賣技術的討論中，從來沒有人認真地從職務專利的法律角度來討論這個事情，盡管國家在1980年就成立了專利局，通過了《專利法》。

　　“八大王事件”和“韓慶生事件”均在當年轟動一時，以后來者的角度來解讀：國家是在動用政府機器對體制外的資本力量進行遏制，這樣的制度性遏制將在今后的20年時間里持續發生，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決策行為，而是整個中國企業變革的邏輯使然。從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年份起，從資產身份的不同來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為一個不容置疑的戰略，有很多時候，它甚至成為了一種改革價值觀。在1981年，當國營企業改革推進乏力，而剛剛萌芽的民營力量開始形成一股經濟力量的時候，對前者的保護和對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種本能性的政策反應。

　　必須指出的是，經濟整肅讓民營經濟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地延緩了它的成長勢頭，特別是先發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承受巨大的沖擊和壓力。很多年后，有記者問任仲夷：“主政廣東工作期間有無失誤？”任坦言，“人哪能沒失誤，1982年差點過不了關。”

　　“過不了關”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華南地區走私蔚然成風。當時廣東不少縣市的走私出現了“漁民不打漁、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一窩蜂地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很難有確切的數據證明這些走私到底涉及多大的商品流通量和交易金額，不過，它確實是很多人原始積累的方式。通過這種非法、不無血腥的“公眾走私運動”，華南(包括福建南部的潮汕地區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溫州、臺州地區)率先取得了企業發展的資金和產品流，不少后來創辦了工廠的企業家在當時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經歷。針對這一現狀，1982年1月，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打走私販私活動。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問題。胡耀邦總書記主持會議，會議氣氛極其嚴肅，對走私的研究很快轉變成對開放的批判，會上有人說：“這場斗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人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臺。”還有人說：“寧可讓經濟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

　　主政廣東的任仲夷在壓力下被迫寫了平生的第一張檢討書，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經推行的開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時堅持，守住了特區開放的陣地。不久后，廣東出臺新的地方法規，把開放持續推進。深圳開始向香港和澳門商人發放多次出入境的證件，免除了進出關的麻煩，同時允許外資工廠擁有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權利。特區的土地租賃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業用地年租金為10~30元人民幣，商業用地的年租金為70~300元人民幣，平均比香港低了10倍左右。《南華早報》在社論中說，“這是讓所有香港商人夢寐以求的”。而美國的《商業周刊》則評論，“廣東省的政策表明，自1949年以來，外國人第一次被允許在中國長期租用土地、自定工資和解雇工人。”似乎是為了呼應任仲夷的開放決心，這年10月，蛇口開發區主任袁庚讓手下做了一塊很大的標語板，樹在工業區管委會的門口，上面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標語在一開始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很快它成為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