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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事跡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里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于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于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么，“家庭副業”怎么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于剛剛開業的10萬工商戶來說，雇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雇工等問題。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雇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么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 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于“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
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