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7日，以及隨后幾天，錢江晚報在頭版對正大青春寶“工者有其股”事件進行了大篇幅的連續報道。一時“馮根生該不該持有300萬股”、“馮根生難題”轟動省內外，國內外有上百家媒體爭相報道，企業界、經濟學界和政府有關方面也甚為關注。著名經濟學家魏杰、王玨紛紛發表文章；復旦大學還專門成立了“馮根生難題”課題組，并就此撰寫了一部幾十萬字的書。

　　“其實我馮根生做這個出頭鳥，說穿了不是為自己，我是為了國有企業的前途，為了職工的利益，也為像我一樣成千上萬為中國改革事業默默奉獻著的企業經營者。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有人來沖破大大小小的樊籬，就是要有人站出來說話，我當時已經64歲了，我不怕什么，就站出來吆喝幾下，成與不成是另外一回事。”馮根生預想到了可能產生的壓力。

　　爭議如期而至，而且有的質疑來得很猛烈。當時有的老同志說：“馮根生還是不是共產黨員？是黨員就要講奉獻，我們當年干革命的時候，誰計較過自己的利益！”

　　面對這樣的指責，馮根生很坦然，“其實我當時就有國外的大財團三顧茅廬來請我，僅安家費就是一百萬美元，但我沒走。我不是不動心，是舍不得自己的企業，就像自己養大的孩子舍棄不得一樣。說實在的，60多歲的人再去談錢太晚了，再多的錢也花不了多少了。可改革沒有止境，我得為他們為職工想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當廠長時為職工多發了3元錢就被貼滿了‘大字報’，說我搞物質刺激，只抓生產不抓革命，要斗我。在中國改革太難了，槍打出頭鳥，我這只鳥也愿意挨槍的。”

　　問題社會化了，關注度就大了。為此，杭州市政府專門召開了幾次會議進行研究，終于在半年多之后，也就是1998年6月初 “正大青春寶國有股權有償轉讓方案”被批準通過。由此，爭論了近10個月的有關持股的爭論總算畫上了句號。

　　“300萬股貸款買不買，職工看著我”

　　股改方案市政府是批下來了，馮根生卻傻眼了，職工們也開始猶豫了。

　　因為股權是有償轉讓的。馮根生持300萬股，也就需要300萬元的人民幣。他哪來那么多錢？合資前，他的月工資是480元，合資后雖增加到幾千元，但與300萬元的相距也實在太遠了。職工們的心更懸了，你馮老總60多歲了，我們交了錢你退休了，企業虧了我們找誰去啊？

　　這時，一向其樂融融的馮家開起了嚴肅的家庭會議，主題是討論到底買不買這300萬股。最后決定還是買，因為馮根生不買，職工當然更沒信心買了。于是馮根生家里湊足了30萬元，再以股權作抵押向杭州城市合作銀行貸了270萬元，300萬股終于塵埃落定。馮根生向職工交了底，“我借錢認股，人不會走，準備再干5年把大家的本錢都賺回來。”一諾千金，職工有其股，成了資本的主人，3000萬股一個星期全都認購完成，卻沒有一個是企業貸款的。“當時我的壓力是很大的，首先我自己每天要還的利息就是700多元，一千多職工都是多年的積蓄壓在那里的，所以沒有退路可走。”

　　正大青春寶股改之后，職工自己真正當起了主人。他們自覺加班加點，連水、電費都大幅下降，原來國有企業的那種懶散習氣一掃而光，所有的熱情干勁都迸發出來了。當年分紅就達30%，之后不到三年時間所有本金就全部返還。企業利稅10年增了5倍，總資產增長10倍以上，產值增長近10倍。顯示了股份制改造的巨大威力，這就是改革的驅動力。

　　老職工有股，新職工沒有，這要想新辦法！

　　由馮根生持股而發起的“工者有其股”的聲音，盡管已遠去十一年了，可回響還在。當年上海、北京、青島、大連的政府和企業紛紛組團前來取經探討，成為國有企業股權改革的風向標。正大青春寶也成為全國第一個職工持股的國有企業，此后引發了全國性的企業職工持股改革，“工者有其股，經營者持大股”不再成為新鮮事。

　　如今坐在記者邊上的馮根生說，此后各地某些企業出現了由轉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像國有資產、集體資產的流失，但這并不是股份制改革本身有什么問題，而是監管的問題，法制不健全的問題，是不公開不公正不透明造成的問題，這個不能怪罪改革。改革首先要改然后再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前面的路走了才知道有山有水有曲折，不能走都沒走就因為怕有曲折不上路了。“就像我們這股權改制，現在看來還有問題，像老職工有股份，可新職工進來就沒有了，這對他們的積極性就造成了挫傷。怎么辦呢？我們正在想新辦法，所以社會要進步，改革的輪子就永遠不能停下來的。”

　　流動的水才活，改革的大河才會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