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隨便說貨幣政策不管用！”在上周六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二季度宏觀經濟觀察會上，CCER主任周其仁對最近的“貨幣政策無效論”作出反擊。

　　CCER教授盧峰認為，總體而言，以應對通脹為中心的政府宏觀政策組合正在取得預期結果。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也認為，目前對經濟判斷的共識是通貨膨脹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下降。

　　CCER教授宋國青認為，目前宏觀調控過度的風險在加大，而宏觀調控力度不足導致通脹反彈的風險在減少，“總體而言，兩方面的風險基本對稱，也就是說總力度比較合適，下一步的政策宜于相機微調。”

　　由CCER發布的“朗潤預測”第三季度數據顯示，17個機構的經濟學家在幾個方面形成了共識：一是通脹壓力將有所減緩，CPI同比增長率有望從二季度7.8%下降到三季度6.1％～6.3%。二是經濟增長降幅收窄并趨于平穩，GDP同比增長率預計從10.2%小幅回落到10%。

　　爭議人民幣升值應一次到位

　　對于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的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輸入型通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脹的觀點，周其仁予以了回應。

　　周其仁認為，輸入型通脹的看法難以得到可觀察現象的支持。特別是，在同樣的國際市場油價和糧價條件下，各國的通脹率卻不相同，而且都出口石油的俄羅斯、伊朗和越南通脹率很高，但100%進口石油的日本、韓國通脹率卻較低。

　　周其仁認為，中國近年來逐步顯現的通脹，是貨幣政策受制于匯率與美元掛鉤的必然結果，但是2003年以來制造業生產率的進步率顯著提升、美國經濟與美元走軟。

　　當前的匯率機制迫使央行被動增發了大量基礎貨幣，當過多的貨幣未被對沖干凈，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時，在中國經濟體內就累積起資產價格飆升與通脹抬頭的壓力。

　　“真正過熱的不是經濟增長，不是投資，也不是個別產業部門，而是貨幣，即貨幣總量過多。過多的貨幣在經濟體內漫游，最終在物價指數上體現出來。”周其仁表示。

　　宋國青認為，企業確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是減慢升值對總體的危害太大，建議用補償的辦法買升值。

　　“哪怕花一萬億美元買一個均衡匯率也是好事。”宋國青建議，可以考慮這樣的方法：按照過去幾年的企業出口額的預計匯率變化情況，以及因為匯率變化引起的出口價格變化情況，一次性補貼出口企業。

　　但是龔方雄不贊同匯率一次性大幅升值。一次性升值的問題是不知道升到什么水平合適。貿易順差過大不僅僅是因為匯率被低估，還與低資源價格戰略有關。“難以確定多少不平衡是匯率扭曲造成的，多少是資源價格扭曲造成的。維持匯率漸進是有必要的。”

　　“不能放松貨幣政策”

　　對于當前各方面比較擔心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問題，周其仁認為，首先要客觀地承認現在仍然屬于高增長，不過更要看到確實在減速，并且面臨減速區域分布不平均的問題；過去增長較快的地區和行業，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的出口部門，這次首當其沖。

　　周其仁說，為抑制通脹，貨幣供給從緊，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合乎邏輯的，關鍵是把增長與通脹壓力放到一個盤子里來考慮。“受治理通脹之拖累，增長總要減點速度，因為過去的超高速度里，有一部分就是貨幣過多的結果。”

　　政策方向不是保持過去那樣的高增長，而是應注意減速不要過快。周其仁認為，目前要有更靈活的結構政策，“比如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對口負責的辦法就很好。各地花費去年財政收入的1％，幫助對口災區重建——貨幣和財政總量都沒有增加，但災區得到了很大的重建資源。”

　　“但是不能放松貨幣政策，只要在短期壓力面前松一松貨幣，什么結構調整和深層次改革都難以推進，因為根本沒有動力和壓力。”周其仁表示，“當前最重要的宏觀政策就是貨幣不要松；再堅持一下，同時用更靈活的結構政策和改革政策來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增長。”

    熊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