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正如30年前開始的偉大改革首先由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來啟幕，30年后的今天，新的改革命題的解答也依然要靠思想的力量。從本期開始，“思想者”欄目將陸續推出有代表性的中國社會經濟變革參與者、觀察者的專訪，共同梳理30年改革成功經驗，探尋新的大國前行的路徑。

　　作為多年來游走于中美間的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的研究不僅具有東西方橫向的觀照，更是站在100多年來近代社會變遷的歷史大視野中去觀察中國改革30年，從而得出中國改革下一步是契約經濟的判斷。

　　30年成就源于內外共振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發展迅速的兩個主要原因是趕上了“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的大變革。那你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作用？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上，改革開放、成熟的工業技術、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等因素哪一個更重要？

　　陳志武：過去30年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們的確需要認真思考，如果對這一問題認識得不客觀、不透徹，如果一相情愿地做一些情緒化的解讀，那么，會給國家未來政策走向埋下危機的種子。所以，在此之際，廣泛討論、不受約束地思索中國30年經濟發展成就的主因，對下一步的改革開放非常重要。

　　我認為，市場化與民營化的改革、對外開放當然是基礎性的，就好像陽光對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拒絕離開屋子，到最后，陽光再怎么促進健康，也沒有用。只不過僅“改革開放”還不夠，事實上，從1860年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開放上不懈地努力。從“洋務運動”到“引進西方的理工科教育”，從1904年中國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到后來北洋政府大規模引進日本的法律體系，不管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來看，晚清以及之后的民國政府都進行了實質性改革和開放，在市場化、民營化、開放度這三方面，晚清、民國可能比現在走得更遠。但是，為什么晚清、民國時期的改革開放，從表面效果看，沒有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這么成功呢？

　　所以，單單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還不夠，還要看當時所處的國際大環境和技術發展水平，包括人類的知識積淀。

　　到今天，農業只占中國GDP不到15%，也就是說，85%以上的中國經濟都是工業、礦業和服務業。這種產業結構跟60年、100年前相比，是完全換了位。這說明，今天中國經濟的近85%都是洋務運動之后逐步引進的西方工業和技術（包括金融證券、保險、銀行、現代通信、交通、運輸等新型行業）所致，也是有了今天以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才有這些行業的引進和發展。從這些分析，我們看到國際秩序、西方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經營報》：每當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時候，中國和印度總是被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但是，過去50多年尤其是過去30年，中印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了迅猛發展，而印度的GDP現在卻只相當于中國的三分之一。而雙方都是處于同樣的“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經濟秩序”當中，這是不是可以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更有利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大環境的好處？

　　陳志武：這可以從中印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歷史路徑區別中得到答案。首先，印度于1947年獨立，之后沒有經歷中國文革這樣的災難性政治運動。所以，在大躍進、文革結束后，中國的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已經糟得無法持續下去，物極必反，人們要改革的愿望實在太強，要不然沒法再活下去了，這就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關鍵前提，就是全國上下的改革共識，逼著中國搭上市場化和現代化的便車，從某種意義上是因禍得福。相比之下，正因為印度沒有經歷像中國這樣的文革，在它的民主憲政制度下難以出現那樣的災難，所以，在1992年之前，反而沒有改革開放的壓力，讓印度遲遲不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車，不能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和國際秩序所能帶來的后發優勢。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別。如果要改革、要改變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那么，在一個有代議制的政治體制下，要通過選民投票來決定是否需要改革、要怎樣進行改革，那會很難，因為沒有多少人在生活沒有危機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于是，在印度社會當年沒有中國文革式的危機情況下，他們的政治制度當然使印度政府難以選擇改革開放，一直到1992年感到中國發展成就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時，印度社會的主流意愿才支持改革開放。

　　相比之下，中國還沒有建立這種制度，這可能是中國從1978年后能較快利用現代技術和以規則主導的世界秩序來發展經濟、而印度則遲遲不能搭上這一便車的原因之一。

　　這里我要強調，我不是在做價值判斷，如果不需要文革式災難，一個社會也能主動選擇改革、改良，那會多好。可是，人的本性決定了危機往往是改革的前提。很遺憾的是，正是1958年后的天災人禍、1966年后的文革，才逼著人心思變，才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形成共識。

　　良性社會的正面激勵是財富創造的源泉

　　《中國經營報》：那么，這里是不是還包括一個問題：一個由大多數是窮人的選民選出的民選政府，也許更有動力去剝奪富有階層的財富，比如過去印度也曾經進行過一些將私有財富進行國有化的荒唐事情；而在中國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結合的制度下，社會財富得到比較大的發展后再進行民主改革，這樣是不是更容易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貧窮。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陳志武：或許，在改革之初，集權制度給改革者的阻力最小，為大刀闊斧提供方便，讓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把蛋糕做大上，而不是吵著如何分蛋糕。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特別是在集權制度、土地和資產國有的安排下，如果對政府權力沒有實質性監督制約，那么，太多的社會資源、收入和權力會集中在少數幾個權力者手里，道德風險會太大，貪污浪費會太嚴重，權力會失控，老百姓的權利和私人空間也會被壓迫得太多。

　　所以，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集權所帶來的代價會大大超過其給改革帶來的方便。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蛋糕做到一定大之后，社會自然追求穩定，包括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穩定，這時，民主憲政制度就更優，讓今后的制度改革和政策選擇不只是由幾個人說了算。

　　當然，在一個貧窮人口比例還太高的社會里推行民主制度，雖然讓今后的制度變革是以民意為基礎并對權力開始有監督、公民權利會更得到尊重，但可能會帶出當年印度經歷過的問題，即民主投票變成了“殺富濟貧”的機制。也就是說，當絕大多數選民很貧窮時，那些主張勝選后通過立法大量對私人財富征稅的人自然容易當選，這必然抑制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種社會里，注意力會放在蛋糕怎么分的問題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把蛋糕做大。所以，在民主制度設計和演變過程中，如何平衡“民主憲政對權力制約的好處”和“民主選舉對私人財產的潛在侵犯”之間的矛盾，是非常值得慎重的。

　　在取得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之后，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不是繼續把蛋糕做大，在中國歷史上這不是第一次。在收入分配和財富創造的問題上有所爭論是好事，可以促使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但不宜走過頭。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以及其他許多朝代，都是因為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視如何更好地激勵創造財富的問題上，才使得中國一有發展之后就必然接著倒退，或者根本就難以發展。這些歷史教訓不能忘。

　　一個有利于發展的良性社會或者制度文化，應該要強調正面激勵，而不是負面激勵。正面激勵指的是如何讓收入所得跟個人的努力直接掛鉤：你做得越有成就，你的私人所得就必然越多，而且你的私人所得永遠是你的，國家和社會不能從你手中奪走。特別要強調的是，不能因為一個人已經很富，就要限制他的所得：使他的所得達到一定水平后，即使努力很大、貢獻再多，其所得也不能再增加了。真正好的正面激勵制度是不給個人收入、個人財富設立上限。而私人財產得到充分保護的私有制，則是人類至今所熟悉的最基礎性的激勵制度 —— 世界上沒有哪個富有的國家不是靠私有制而興起的，這本身足以證明這一點。得到民主憲政支撐的私有制讓全體人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奮發向上，創造財富。

　　負面激勵指的是，努力越多、貢獻越大，實際的邊際所得則越小。“殺富濟貧”是較極端的負面激勵，上富豪榜后容易被查、甚至被關進監獄，還有專門對高收入者征重稅，這些都是具體的負面激勵表現形式。像北歐甚至西歐的許多國家，就是因為征稅太重，負面激勵太盛，使得那些國家的能人沒有動力去努力，所以，那些社會缺乏活力。

　　相比之下，在美國，如果你有蓋茨、巴菲特或者喬布斯的能力，這個社會不會通過征稅、國有化等手段將你的私人財富沒收，也不會強迫你將大量財富捐給教會等，美國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法律和政策的，因為這個社會總是注重正面激勵，以此來激發創新、創業，讓能人的能力能無窮無盡地發揮。

　　因此，我們更應該強調機會平等，淡化對結果平等的要求。

　　《中國經營報》：但是，在中國過去的30年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有一些企業家通過鉆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漏洞，實現了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最近幾年這些企業家的一部分遭受到了清算，這使得明明是過去法律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問題現在由這些企業家來承擔，你認為整個社會應怎么去面對這個問題？又如何處理呢？

　　陳志武：客觀講，過去多年中，有些財富來的不干凈、不合法，這不奇怪，因為這有很大的制度因素，是具體的制度逼出來的。面對這個問題，人們應該從一個客觀的視角去看，更多是怪罪制度，還是要怪罪個人？我一直認為，不好的制度把好人也會逼壞，而好的制度把壞人也會變好。在中國，土地基本是國有，眾多行業的生產性資產以國有和集體所有為主；同時政府部門又是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審批，而且政策時常朝令夕改、隨意性很大。

　　國有制和過多政府控制合在一起，再加上政府權力又不受實質性制約，這些逼著每個從業者必須跟官員打交道，否則無法創業、無法經營，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官商勾結。這就是為什么過多政府管制和國有制最終逼著一些人去欺詐、造假、行賄。這種制度安排就像一個陷阱，你如果想發財致富就必須往里跳，進去之后，有關部門就可隨時根據需要將你整治。

　　《中國經營報》：那這是不是一個社會在大變革中所特有的現象，是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架構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所帶來的機會？

　　陳志武：對。所以有必要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和土地都私有化，均分給老百姓，減少權力能控制的資源；同時，要減少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腐敗的最理想溫床。

　　《中國經營報》：那你覺得中國的社會架構中還有沒有其他地方需要改革需要進一步完善？

　　陳志武：除了私有化和減少政府管制外，另一個重要的基礎性改革是憲政民主的建設。現在的執法太具有選擇性、隨意性，執法不嚴。比如，經常出現所謂的“嚴打”，每次嚴打時將一些甚至只犯了輕微罪行的人也要判重刑，而另一些時候即使犯重罪，也不一定給判刑。這樣做的結果是對所有國人都不公平，因為平時違法都沒事，等于縱容人們去違法、不把法律當回事，等到“嚴打”時就莫名其妙地判重刑，這就像引蛇出洞，針對所有人的引蛇出洞。

　　如果總是在嚴打和執法隨意之間惡性循環的話，這不利于一個公平開放的創業環境的建設。如果大家都知道執法很嚴，都一視同仁很公允的話，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時候就會非常地謹慎檢點，不會輕易地闖法律禁區。因此，為了走出目前財富難以干凈的局面，就必須在私有制、政府管制、憲政民主、司法獨立等方面邁出更大的幾步。

　　《中國經營報》：我曾經拜訪過一位在中美都有執業經歷的律師，他給我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中國的法律就像蜘蛛網，它有很大的彈性，撞上去會有機會穿網而過；而美國的法律更像鋼絲網，它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漏洞，但是彈性很小，你一旦觸網就會被處以嚴刑峻法，如果你穿過了法律漏洞，你可以有機會穿過去，但是漏洞會被馬上堵上，而在中國即使發現了漏洞，漏洞也會存在很長時間，甚至不會被堵上。

　　陳志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比喻。在美國因為鋼絲網很嚴厲，沒有幾個人敢去試探，使得遵守法律內化成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中國則內化出完全相反的社會文化，大家的感覺是平時不用怕，反正可以闖過去，結果就導致社會很多方面亂套了。嚴打的時候就抓幾個倒霉鬼，大部分將會穿網而過，這就縱容今后的更多違法，進而要求有更多、更嚴厲的嚴打，惡性循環就這樣進行下去。結果，大家都成為這種制度的犧牲品。

　　契約經濟的基礎是真正的法治

　　《中國經營報》：那你覺得中國經濟改革未來一二十年最應該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應該完善和穩定社會的游戲規則，讓大家有一個更有利于公平創造財富的機會呢？

　　陳志武：是的，這包括幾方面的改革。第一，國有資產和國有土地應該私有化，否則，中國的內需難以上升、產業結構難以“軟化”。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國的資產性財富76%繼續掌握在國家手里，一方面老百姓無法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資產升值好處；另一方面，這些資產由官員配置的結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業”工程，只會繼續偏重高資源消耗、高能耗的工業，而忽視第三產業。

　　第二，在法治方面必須有實質性的進展。這又包括兩方面，其一是為了法治建設，國有企業應該私有化、要從絕大多數行業退出，因為只要有國企進入的行業，那個行業就難以有法治，國企的背后是可以改變法律、有權解釋法律、可以合法用暴力執行法律的國家，國企與民企的這種不平等地位完全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另一方面，是司法獨立于行政的問題，也就是憲政問題。在中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權力基本不受獨立的制約，這從另一方面導致了“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問題。

　　過去30年，實體經濟或者說商品經濟獲得很大發展，而且進步速度很快，但是金融經濟，或者說更廣義的契約經濟，發展卻很艱難。原因是這些契約交易是在法律基礎上才有意義、才有價值。如果法律的執行很隨意、很不公正獨立，有時松有時緊，整個執法架構沒有到位的話，契約經濟尤其是金融交易就不會有長足的發展，因為大家對這樣的交易不會有信心。

　　正因為契約經濟、金融經濟對法治的要求這么高，金融經濟在中國就很難發展，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對于推動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相對較容易，但之后，要再過渡、升華到契約經濟，難度就很大，就需要制度方面的實質性變革。

　　而契約經濟、金融經濟的發展又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至關重要。比如，以養老、互助為例，在農業社會甚至是工業社會里，大家靠親戚和后代實現養老，生病乃至紅白喜事也都靠親戚朋友、后代來支持，通過血緣、親緣關系來實現相互保障的隱形利益交換，所謂“養子防老”。這即是中國社會過去幾千年到現在的狀況。

　　但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隨著中國工業經濟空前的發展使人們的物質基礎越來越好，異地就業、人口流動大大增加之后，以家庭、家族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保障體系已經瓦解。所以，金融市場產品，比如養老退休基金、保險產品、投資基金等，就必須取代傳統的家族保障體系，這就要求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另外，人們的收入已經大大提高，此時，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從解決溫飽的問題轉移到解決未來生活保障的問題上，而這些個人、家庭的生活需求恰恰是金融市場所需要實現的交易。這些都提升了中國社會對金融的需求。所以，如果金融發展所要求的制度變革跟不上，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受到嚴重制約。

　　《中國經營報》：如果這些改革不到位或者說改革的方向出現問題的話，中國經濟是否將會面臨發展困難甚至出現危機的可能呢？

　　陳志武：這種困難是很可能、甚至是必然會發生的，這是由人的本性決定的。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如果契約經濟難以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就難以實現，中國的發展就還是只能以工業為主線，這樣，未來的就業會很難有大的增長，因為隨著工業技術本身的進一步改進，很多商品的生產會更多地通過機械化和自動化由機器取代，也就是生產力會繼續提高，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會越來越少。實際上，自1996年后，雖然中國的工業產值在持續上漲，但工業就業在逐步下降。相比之下，第三產業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如果中國不改變產業結構、不強化金融經濟，未來的經濟增長、就業增長會越來越困難。

　　第二，商品出口市場會越來越難以擴大，外貿增長空間會越來越小，這使得中國難以繼續靠制造業和其他工業來發展。其他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今后會愈演愈烈，類似西班牙燒鞋、美國反毒玩具和日本反毒餃子的事情會越來越多。出口依賴型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第三，正因為國內的金融行業還欠發達，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被卡得很緊，這就導致大量熱錢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因人民幣升值太慢而引發的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問題，實際上是兩種因素間的矛盾所致，一方面，中國經濟因需求原因已越來越契約化、金融化，另一方面，整個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又沒跟上，這兩方面間矛盾的結果是使許多政策左右為難、寸步難行。到最后，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破裂只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疏通、緩解上述壓力和矛盾的最好方式是進行民主化改革，強化獨立公正的法治，以此為契約經濟的發展奠基鋪路。

　　記者手記

　　金融學者的社會擔當

　　在約好采訪時間的那天下午，陳志武教授仍然在忙于和他對沖基金公司歐洲分部的同事開會討論公司的事情，為此，采訪的時間不得不從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一點推到了三點，陳教授感到非常抱歉，但是，筆者卻從陳教授的忙碌中看到了他對工作的熱情和一個金融學者的社會責任感。

　　作為耶魯大學終身金融學教授，陳志武還創辦了兩家公司，他設立的對沖基金不僅沒有受到次級債危機的影響，而且還在次級債危機的近一年來，獲得了迅猛發展。陳志武認為通過設立和運營金融公司讓他對市場的敏感度增加很多，對實際經濟的了解更貼近客觀現實。通過這些經歷，尤其是管理公司的實踐，他對社會本性乃至對人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令他在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多啟發。

　　在采訪中，陳志武透露最近的研究重點主要是金融發展對文化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會，文化為什么是這樣的，金融市場的發展與社會結構和文化內涵的相互影響。為什么經濟離不開民主憲政，歷史演變和綜合不同國家的經歷，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看為什么經濟繁榮和民主憲政在最近兩三百年同時發展起來，金融市場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而通過近期的研究，他越來越發現中國社會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沒有什么不一樣，中國現在正在經歷著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尤其是大危機之前的那樣極度繁榮，那時候也是經濟快速發展，美國成為了全球第一的經濟體，但同時缺乏社會征信機制，股票市場內部交易小道消息滿天飛，契約交易沒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這些年，陳志武在中國很多地方做了大量問卷調查，他發現，像北京上海很多人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價值觀遠遠比人們想象的更靠近美國主流文化的水平，靠近的程度也高很多，中美大城市社會成員的想法其實是非常接近的。他認為，從靜態來看，各國文化之間的差別似乎很大，文明之間也包含了很多的沖突，但是從演進的角度來講，最終，隨著人類的市場廣度和深度不斷地發展，不論是歐美基督教文明、東方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非洲文明，都會朝著一個逐漸融合的方向靠攏，很可能是朝著發達國家的方式靠攏和轉移。

　　在談到自己從上世紀90年代的深入研究金融學術問題到最近六七年經常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文章和評論的轉變時，陳志武認為這是一個學者的必然之路。他感慨，多年來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條就是“我是為我自己活著，我做什么事情第一重要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歡，如果是我自己喜歡的，不論經濟收入的高低我都是會去做的，尤其是今天溫飽都已經解決的現代社會里，人一輩子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人生體驗，你自己對自己一輩子生活的滿意程度。”對通過自己的客觀獨立研究，將自己對社會和經濟的認識公之于眾，陳志武認為這是對社會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陳志武簡介

　　1986年去美國留學，放棄了攻讀7年的計算機專業，轉而學習經濟，并于1990年獲耶魯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1998年創辦價值引擎公司，2001年與另外兩位合伙人創辦Zebra對沖基金公司。

　　曾經獲得過墨頓·米勒獎學金。現在是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項頗得全球經濟學家首肯的世界經濟學家排名出爐 ，在前1000名經濟學家中，有19人來自中國，陳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中國經營報記者：陳程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