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財經》雜志一篇最新報道，已經在臺面下又談判了許久的達能娃哈哈股權爭斗事件，再掀巨瀾：該雜志報道引述未具名舉報人材料稱，娃哈哈隱秘復雜的產業實際控制人宗慶后，一度遭遇國家稅務部門的稅務稽查，而其所曾拖欠的稅款高達3億元之巨。

　　在目前個人所得稅法面臨調整和完善，國家開始將高收入人群(其中不少是民企富豪和跨國公司中國高管)的涉境外收入取得和流動行為，納入嚴密監督之時，這個消息曝光，無疑具有極大殺傷力。特別是對至今仍不斷重復達能“陰謀論”的宗慶后而言。

　　所以宗慶后也立即通過各種渠道，再度發表“驚人”之語，并將稅案舉報矛頭直指達能和其老對頭中國區總裁秦鵬。而從那些一貫喜歡熱鬧、善于炒作的網絡新聞所引起的反響來看，宗慶后類似不斷重復并自證正確的“陰謀論”，仍在網絡輿論上，占據不少市場。

　　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這種膚淺的以訛傳訛上。仔細梳理包括本報在內、對宗慶后逃稅這一事件的最近報道，不難得出清晰的邏輯：眾說紛紜的誰舉報了宗慶后偷漏稅，并不是問題核心，關鍵在于宗慶后逃稅事實是否認定，以及 “達娃事件”能給中國商界留下什么樣的商業思想遺產？

　　比照媒體報道，以及宗慶后和其代理人李肅等的公開回應，不難看出這次由國家稅務總局主動發起針對宗慶后海外收入的調查行動，已在事實上認定了逃稅行為的成立——宗慶后也在去年補交2億多元稅款。故宗慶后方面再去反復辯白或者指控，均無法抹去其行為的實質。

　　而筆者通過接近《財經》雜志方面的人士了解到，其實最初的舉報者，以及該文的消息來源，也并不是達能陣營的人士，而是另有其人。

　　無論從最初宗慶后接受網站訪問，到新近其代理人再度在網站的訪談，我們不難觀察到這樣的事實：不管對方指控多么的激烈，乃至到了“怪誕”程度，達能更多時候依然保持沉默。

　　究其原因，這是一個全球食品飲料巨頭的傲慢所致，還是一種出于對某種可能存在的更大危險的憂慮?對達能長時間以來，其內部究竟如何討論和應對危機，我們目前仍沒有權威渠道完整獲知。但有一點是確認的：若雙方再度持續無休止“口水戰”(現在已逐漸演變成單向的“口水戰”)，同時在實際談判中，又不能以更大的智慧和寬容，實質性推動問題的解決，則勢必在更大層面，牽累到整個中國商界的聲譽。因為隨著事件全貌的逐漸明晰，人們不難明白宗慶后原先大張旗鼓宣揚“最廉價CEO”等說法，在其海外長期獲取巨大紅利面前，也瞬間破產。

　　然而更加速消解的，還有宗慶后和娃哈哈多年苦心經營的商業信譽。要完整探討宗慶后個人的信譽，如何同娃哈哈、達能公司信譽，乃至更大層面同浙商團體的信譽相互影響與互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這樣一樁牽動全球關注的商戰面前，地方政府一直沉默，再用所謂的“自由市場理論”來解釋，也顯得蒼白了。

　　與此同時，整個社會亟須從法律、社會、國際接軌、媒體等維度，全面嚴肅梳理和探討該事件的“遺產”——我們應當探討，一種急促的國際化，如何演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商業災難？一種本來可以局限在爭議雙方私下協商解決的事件，如何突然公之于世，并逐漸脫離了所有相關利益方的控制？還有，那些熱衷于追逐表面熱鬧的媒體，包括那些小報和網站，也亟待反思如何建構一種更為均衡深入觀察復雜問題的視角？

　　這樣一種深思熟慮的“遺產”，自然不容易獲得。但面對過往無數慘痛的教訓，我們在由衷地承認宗慶后作為一個企業家大開大闔商業天賦同時，也更期望一種更為多元的、正面的“商業思想”——那就是更多時候，其實人們并不只需要那些能最大化掙錢的企業家，而更需要那種在商業思想和誠信上，同樣有持續創見的真正商業領袖。

　　王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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