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階層亮相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葛豐 孫冰 梁燕軍/北京、上海報道

　　2008年兩會，新階層代表委員閃亮登場。他們所代表的群體，一個對于許多人來說，甚至有些陌生的詞匯：“新階層”，數日之內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3月3日下午15時，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賈慶林主席在報告中談及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議時指出：要密切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聯系，關注他們的利益訴求，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引導他們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3月8日下午，主題為“新階層人士談社會責任”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在人民大會堂一層新聞發布廳召開。哈爾濱翔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迎霞、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律師劉紅宇、傳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冠巨、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健林、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韓方明五位委員出席并回答記者提問。作為新階層人士的代表，這是他們首次在全國兩會上集體接受采訪。高調的亮相吸引了眾多中外媒體的關注。

　　“‘新階層’躍上政治協商舞臺”、“新階層新群體更多代表委員登上兩會舞臺”、“新階層進入政治最高領域”、“新階層代表走進大會堂”、“新階層登堂決策”......輿論為之側目。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新階層

　　賈慶林報告中提到的“新的社會階層”(下稱“新階層”)，其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

　　這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據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估算，新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加上在相關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總人數約1.5億人。他們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使用著全國半數以上的技術專利，直接或間接貢獻著全國近1/3的稅收，每年吸納著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

　　盡管成長迅猛，但是新階層在其發育期的經歷卻往往與被漠視、甚至被歧視相聯系。改革開放之初，素有經商傳統的溫州柳市鎮迅速冒出了“螺絲大王”等“八大王”，可到了1982年1月，一紙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當時除了“螺絲大王”劉大源穿著背心短褲只身逃跑外，其余7人都作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被捕入獄，直到1984年才重新審理，或取保候審，或無罪釋放。

　　與非公經濟人士相類似，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相當一段時期內，一些已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體制外藝術家，在國內卻只能游走在主流的邊緣。官方展覽從不邀請他們，官方雜志也很少刊登他們的作品，只有那些隸屬院校、美協的體制內藝術家才有資格使用這些平臺。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回顧歷史很容易發現，作為改革開放自然產物的新階層，其發展軌跡非常明顯地正相關于前者，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的時點上。譬如說，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起步，中國的新階層開始發育；再譬如說，1992年，改革開放進程明顯加速，中國的新階層相應進入壯大期。

　　關于這種相關性，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新階層的出現與市場化、國際化相聯系，其成員大多轉化自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而在傳統的體制中，一旦某個社會成員被劃分到某一階層，他本人及其后輩就幾乎沒有機會流動到另一個階層中去。

　　與經濟學家相比，新階層成員更多地從自身經歷來感知這組關系。全國人大代表、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回憶說，1992年，他終于有了自己的廠房，而在這之前的8年時間里，自己一直是租廠房，因為“不知道政策什么時候會變，很多人并沒有太長遠的打算。更何況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又怎么會把地批給私人呢”？

　　南存輝在1992年拿到了地，劉永好兄弟也在同一年注冊成立了希望集團。有學者指出，中國的社會結構從建國初簡單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到如今多個階層并存且不斷分化出新的階層，期間大致經歷了5個階段，而這其中，最近的兩個階段正是1978年至1991年以及1992年起至今。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大環境的變化，造就了如今一個充滿活力、富民強國的新的群體。對此，用南存輝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民營企業家，更沒有今天的新階層。

　　1978年，26歲的劉永好還是四川一所中專學校的老師，每天與粉筆和黑板打交道，在他的周圍，如果某戶人家養雞的數量超過了8只，那就是在“搞資本主義”。

　　30年后，“下海”初曾被公社干部斥為“反了”的劉永好已經連任4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的新希望集團擁有員工4.5萬名，產值273億元。在最新一期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他的排名是第12位，統計在他名下的財富為237.5億元。

　　從變賣手表、自行車所得的1000元起家，到而今手握億萬家資，類似劉永好這樣的民營創業者見證著中國非公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風雨歷程。30年間，他們中間，有的人選擇了離去，有的人選擇了堅守，而堅守者，終于等來了更大的機遇。

　　 走上兩會舞臺

　　如何對待新崛起的階層，這是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均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在城鎮就業中所占份額占已近75%，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占到近70%。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我國私營企業已經突破500萬戶，個體工商戶已經突破2500萬戶。僅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就解決了1.1億人的就業。

　　在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經濟體中，非公經濟部門的貢獻并不僅止于自身財富的創造與積累。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為了奠定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不能僅僅著眼于對原有國有企業進行改造，而應當著重于發展新的民營企業。這不但是因為后者較之前者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因為后者的進展形成了對前者的競爭壓力并為前者提供了改制的資金、市場等條件。”

　　另外，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當時的私營企業主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底層或邊緣化群體，而自上世紀90年代起，私營企業主綜合素質不斷提升，高學歷化、專業化和精英化趨勢明顯。

　　這種趨勢明顯的例證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70%的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一般都是非公有制企業。同時，數以10萬計的“海歸”以及15萬戶民營科技企業，對推動我國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經濟力量的提升，社會地位的穩固，加之自我認同感的加強，勢必使得新階層逐步增強其政治訴求。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工商聯主席王植時直言：“誰能促進生產力發展，誰能創造社會財富，誰就自然會有發言權。”

　　面對新階層逐步增強的政治訴求，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因勢利導，不斷致力于為其提供一種更加健全完善的政治訴求表達機制，尤其是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后，社會各界對于非公經濟的認識和態度再次出現質的飛躍。

　　伴隨基本制度層面障礙的掃除，2005年，中共中央5號文件提出，把各種新階層的政治訴求納入到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來，其中提到“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再次提出，人民政協“要運用包容各界、聯系廣泛、人才聚集的有利條件，了解和反映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愿望和要求”。當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其后頒布《中共中央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該文件明確指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統一戰線工作新的著力點”，“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培養選拔納入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總體規劃，逐步建立一支代表人士隊伍”。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適時成為了展示上述指導思想的重要平臺，這其中，作為最直觀的現象，兩會上新階層、新群體代表、委員的不斷產生與增加，不僅成為了中國社會結構隨經濟發展而變化的縮影，更體現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為新階層、新群體的利益訴求開辟了更寬廣的渠道。

　　新階層中的個體、私營企業主集中亮相全國兩會始于2003年，當年產生的2984名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計有55名私營企業家。而在今年兩會代表委員中，同樣屬于新階層的律師人數幾乎翻番，達到創記錄的22名。在這22名代表委員的身后，是一個更為廣泛的代表階層。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的數據顯示，今年全國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律師已經達到了3000余名，人數遠遠超過上一屆的1200余名。增長率達到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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