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了近十年軍裝、軍帽、軍用挎包和燈芯絨面的北京鞋之后，弄堂里的小阿飛開始易裝了：高領襯衫（而且是花襯衫）、喇叭褲、飛機頭和太陽鏡（很快它就被貶稱為蛤蟆鏡）；最扎臺型的，則是一架便攜式收錄機，謂之“四喇叭”。

　　三個、五個奇裝異服男女，圍著因為太炫耀而愈加锃亮的四喇叭，在街頭逛、在水邊遊、在公園的綠樹蔭里跳扭屁股舞……這種時髦，似乎活了大半輩子也依然是他們不懈的時髦——步入中年晚境的他們，如今照樣把便攜式收錄機擺在地上，清晨跳扇子舞，黃昏跳交誼舞……他們的玩法，跟以軍裝、軍帽為時髦的那代人如今在重陽節(jié)晚會上大唱樣板戲實出一轍。

　　那時卻批判和全盤否定著樣板戲。可九吋頭的電視機里，恢復放映的京劇電影《節(jié)正國》更“戇頭戇腦”。伸縮天線轉來轉去，還是免不了亮相造型在黑白熒屏上全都歪扭著。即使這樣，弄堂口那臺里委會的電視機前面，每晚也總是有三五十個老少圍著看。相對于“四喇叭”，當時“九吋頭”似乎更大眾，一下子人們就離不開它了。

　　“立體聲”這個詞伴隨“四喇叭”來到了唇齒間。它要比“四喇叭”更加時髦，也要比“四喇叭”放送的立體聲更加時髦。這個詞訓練聽慣了拉線廣播的耳朵，從喧嘩里重新分辨世界。就因為聽說了“立體聲”之類的時髦概念吧，有人對“九吋頭”單調的黑白世界也不滿意起來。為啥就不能有視覺的“立體聲”？

　　于是，有一天，弄堂里來了叫賣能夠把電視機弄成彩色的騎自行車的人。我記得，騎車的那個人醬紫臉龐，戴過時的舊軍帽，穿褪色的中山裝，褲管上夾著木頭晾衣夾。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自行車車把上，掛了一架時髦的“四喇叭”，他的叫賣聲被這架“四喇叭”持續(xù)“立體”著。他掛在自行車車把另一頭，印有“上海”字樣和國際飯店圖案的人造革挎包里，是一卷卷塑料紙，當初叫“玻璃紙”。就是這“玻璃紙”，要讓“九吋頭”看起來“立體聲”。

　　透明的五顏六色，條狀分布于裁剪成9英寸大小的一卷卷“玻璃紙”。黑白熒屏只需遮上這種異想天開的“玻璃紙”，電視圖像就彩色起來了。只不過，譬如，“玻璃紙”覆蓋下的節(jié)正國或打入敵營十八年的“共軍臥底”，褲腿是紫色和藍色的，褂子或健壯的赤膊是黃色和綠色的，并且會有橙色和紅色的腦袋……

　　然而，畢竟變黑白“九吋頭”為彩色電視機的這種自欺欺人是又一個新花頭。只要是新花頭，小年輕們馬上就接受它、追捧它，“玻璃紙”立即在弄堂里風行，成了當天小小的時髦。它是否也訓練眼睛去重新看待和分辨這世界？

　　正是在醬紫臉龐清空了他的人造革挎包，關掉“四喇叭”騎車離去，“玻璃紙”弄得弄堂里臺臺“九吋頭”五顏六色的那一天，人們被告知，一個新年代正式到來了。央視播音員說出“八十年代第一春”的那張嘴變成了綠色。坐在板凳上看著那張“綠嘴”，我就覺得，她那個說法可真夠時髦的。

　　（詩人、專欄作家）